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16篇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16篇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2019　　年案件调研报告篇　　1　　4　　关于《2019年案件调研报告4篇》，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检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1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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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案件调研报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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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2019年案件调研报告4篇》，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检察院公诉过程中的补充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诉讼环节，它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惩罚犯罪、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的补充侦查要求，往往得不到侦查机关的良好回应，甚至退而不查、查而不细、悬案不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突出问题影响公诉案件质量，拖延诉讼时间，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笔者试以对**县人民检察院XX年来补充侦查案件的基本情况、导致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以求在司法实践中，更好的行使补查权，提高办案效率。

　　一、XX年来退补案件的基本情况1、从数量上看，退补案件数呈现上升态势。XX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96件，其中退补案件18件，占19%；XX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91件，其中退补案件21件，占23％；XX年1月至3月，共受理刑事案件26件，其中退补案件7件，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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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补充侦查案件性质来看，多为两抢一盗案件、故意伤害、xx等侵犯公民人身权案件。XX年退补的18件案件中有13件为该五类案件，而XX年退补的21件案件中有15件为该五类案件，XX年退补的7件案件有4件该五类案件。

　　二、司法实践中退补案件的原因分析（一）立法方面的原因如法律赋予了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但对鉴定的时间只规定在审判阶段不算入审判期限，这就意味着在审查起诉阶段中，必须算入审查起诉期限中，因鉴定结论往往是案件的核心证据，重新鉴定的结论出来之前，公诉部门不能对案件审结，这就导致只要出现当事人要求重新鉴定，案件就必须退补，因为重新鉴定的时间一般占用了审查起诉期限的大部分时间。如胡某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一案，在审查起诉期限还有10天时间里被害人李某对伤情申请重新鉴定，到审查起诉期限届满，重新鉴定仍未得出结论，检察机关只能退回补充侦查。又如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自行侦查，但对自行侦查如何计算期限等问题未作规定，且基层检察人员的工作时间呈饱和状态，基本上难以腾出时间、精力去补充侦查，这样使得该规定成了一纸空文。（二）侦查机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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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言词证据缺乏系统性。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淡薄，讯问或询问的内容缺乏关联性、针对性、系统性，而该证据在移送案件之前又未有针对性地再进行复核，这便很容易使该类证据与其他证据产生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该类证据的证明力。如在部分案件中缺少对犯罪嫌疑人的系统的讯问笔录，往往需用几份口供才能反映整个案情，而当这几份口供之间在内容出现相互矛盾时，事实便难以认定。这类问题在多人多次的重大复杂案件中尤为突出。

　　2、自首材料缺乏规范性。实践中，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自首情节的证据主要有两种，即《抓获说明》和《报案情况说明》，所谓抓获说明实质上就是公安民警的证言，本应按照制作证人证言笔录的程序进行制作，或写明身份亲笔书写证词。但实践中，往往由承办民警制作一份抓获经过说明来代替证言，有的写得简单潦草，有的不是抓获行动参与人所写，有的甚至连详细经过也没有记载，难以与其他证据互相佐证。

　　3、现场勘查违反法定程序。部分案件中进行现场勘查的民警并非专门办理刑事案件的民警，他们的程序意识、保护现场的意识不足，导致《现场勘查笔录》制作粗糙，流于形式，甚至时有违法办案情形发生。如在几起现场勘查中，办案民警邀请的见证人均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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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中的被害人，该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关于“应当邀请一至二名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作见证人”的规定，使得见证行为因情感、利益等因素的影响而蒙上主观色彩，从而使见证人对诉讼行为真实性和合法性的证明失去说服力。

　　4、未成年人的年龄证明材料不充分。由于传统因素，我国大部分农村人口的户口登记为阴历，且因农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法律意识不强，经常有错登现象，而公安机关往往仅调取网上户籍材料，对是阴历还是阳历在所不问不查。如办理张某等人盗窃一案时，按照公安机关提供的户籍证明上的记载，张某在案发时已满16周岁，应当负刑事责任，后承办人经自行补充侦查，找到了张某的生父母、养父母，询问了村里干部，又走访了张某的同龄朋友，最终查证张某作案时才满15周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遂建议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处理。

　　5、对审查逮捕工作性质认识的偏差。将审查逮捕部门对犯罪嫌疑人的批准逮捕标准视为公诉标准，一旦批准逮捕后，不再注重案件证据的充实、核实和固定，对案件可能涉及其他罪名的证据也不再收集，便直接移送公诉部门。如在盗窃案中，犯罪嫌疑人往往会将盗窃的财物再进行销赃，而明知是赃物仍予以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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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的人就构成了掩饰犯罪所得罪，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只对已批捕的盗窃罪名进行调查取证，对其他相关人员的犯罪事实就不重视了。

　　（三）检察机关的原因1、将退补作为缓解工作压力的手段。即以退补为由借用侦查机关的办案期限来缓解工作压力的现象，当前，公诉部门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在时间紧、要求高的情况下，致使一些没有必要补充侦查的案件无效退查。2、退补缺乏证据指导，导致侦诉双方意见分歧。在一些案件中，侦诉人员对证据收集、应用、甄别的要求和标准不一致，又缺乏相互沟通，使得双方对补查事项发生分歧，且实践中公诉人对补充侦查提纲也不够细化，最终导致侦查人员不能领会或者不能完全领会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以致案件久查不清。3、在现行的刑事法律规范中，对退回补充侦查程序的规定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公诉人在退查的内部审批上做法不一致，在公诉人行使退补权时缺乏审查和监督，容易造成退回补充侦查自由裁量权被任意使用。（四）庭审制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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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证据为中心”庭审模式，强化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公诉人需面临更大的诉讼风险和心理压力。因此，新的庭审方式对公诉活动提出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对侦查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公诉环节的证据源于侦查环节，一旦法庭认定证据不足而作出无罪判决，既否定了公诉部门的指控，也否定了侦查部门的工作。故而公诉人在审查起诉时要严格依照起诉条件，对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充分性以及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全面、认真地审查。

　　三、完善补充侦查工作的对策及建议1、增强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侦查人员要把强调证据意识贯穿整个办案始终，特别是在立案之初尤为重要。在收集证据时，不可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又要收集排除其无罪、罪轻的证据，从而减少日后不必要的退查。实践证明，只有在侦查阶段对案件进行严格筛选、鉴别、论证和组合，才能为下一步案件的移送审查起诉奠定良好的证据基础。同时，在收集证据过程中，侦查人员还要树立强化固定、保全证据意识，注重使用先进科技侦查手段，才可有效避免因证据发生变化造成屡查不清的情况。2、树立公诉人科学的执法理念。一是公诉人的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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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工作应当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目标进行，对案件是否退查，怎样查等问题，要严格把关，不可轻率行事。二是树立证据规则意识是退补工作取得有效成果的保证，对于证据的收集、评判、采信等问题，科学的运用证据规则，有利于补查质量的提高。

　　3、强化检察内部制约机制。一是正确把握退补条件。在确定一个案件是否退补之前，努力做到在侦查机关不能及时补充所需的证据材料，以及根据实际条件，自身也无法自行补充的情况下，再考虑退补，这样可以避免诉讼程序出现反复，达到快审快结的目的。二是规范退补程序。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应严格审批手续，有利于防止退查权被任意使用，减少不必要的退查决定，提高诉讼效率。

　　4、完善公诉引导侦查机制。一是把握重大疑难案件的主动引导权，避免应邀引导的滞后性，以协助侦查机关制定侦查方案，提高办案的效率与质量。二是详细做好《退查提纲》，将补查的目的、方式、所需证据材料一一列明，这样侦查人员才能迅速领会意图，有的放矢地进行补充侦查，减少屡查不清的情况。三是加强检警之间的沟通和配合。通过开展联席会议等形式，使检警两家对公诉证据的标准达成共识，积极组织侦查人员观摩庭审活动，促使其了解庭审对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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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的要求。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

　　农村土改房屋是指在1951年依照《中国土地改革法》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房屋。此类房屋虽建成年代久远，房屋本身的价值有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房屋大都被列入了拆迁范围。拆迁政策的优惠条件使得房屋具有了大幅升值的空间，导致了此类房屋权属纠纷案件日益增加。由于农村土改房屋的权属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审理案件所必要的原始资料又因历史原因欠缺不齐，造成在认定农村土改房屋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和争议。为正确、及时审理房屋权属争议案件，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院对XX年一XX年10月以来审理的78件因拆迁引起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特点1、房屋年代久远。土改房屋大都建成于建国前、建国初期。多数房屋的自然状况及其管理、使用情况、权属更迭情况变迁很大。房屋的书证资料有不少已经遗失湮灭，了解房屋权属状况的证人大都已故或年高体弱无法出庭作证。因此土改房屋权属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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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大部分案件均是房屋产权、继承、析产等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通常还涉及过去法律、法规不健全年代的一些不规范的审批行为，大大增加了审理工作的难度。

　　3、涉及当事人众多。土改房屋权属纠纷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或亲戚朋友之间。因过去年代的家庭人口一般较多，加之涉及继承，造成可能享有权利的当事人众多，且直系、旁系、血亲、姻亲等关系混杂在一起。在起诉时，部分权利人并未参加诉讼，造成案件通常需要追加多个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审理案件所需的周期较长。

　　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所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分析

　　（一）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法律效力问题。

　　土改房屋确权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当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土改房屋权属争议的诉讼中，因颁证年代久远，当事人大都无法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原件，用以证明土地房产权属的都是在档案管理部门查档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复印件。由于1951年的房产档案管理中尚无注销的制度，争议房屋的权属如果发生合法的变更登记，在原存根证上是没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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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记录的。因此，我们认为，此类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当然作为房产权属的凭证，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其效力。

　　1、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未再换领产权证，房屋权属应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登记为准。土改确权一般以登记为准，因此一般应确认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了未超过原房屋建筑面积的翻、改建，但未经过相关批准，部分共有人对争议房屋的翻、改建可视为对原房屋的修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准。翻、改建的费用可由全体权利人分担。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翻、改建，并经过相关批准，领取了私房建筑执照并取得房屋的房产、土地证，则应当认为原房屋已经灭失，原宅基地已经批准用于新建房屋。在其它权利人不能举证证明翻建人是代表全体权利人进行新建房屋的情形下，原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存根不再具有效力，房屋权属归在1951年之后颁发的房产证记载的权利人所有。

　　2、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又换领与土改登记相冲突的产权证时，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效力问题。

　　无锡市在1989年左右对全市的农村宅基地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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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进行了普查与登记，并换发了相应的房产、土地证。由于1989年登记的权利人与土改登记的权利人往往是不一致的，如何正确认识两种权利凭证是审判实践中最感到困惑的问题。

　　1951年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对农村房屋进行的首次分配登记，房屋权属一般应以土改登记为准。1989年进行的房屋产权登记，属于换证行为，其确认新的权利人应当经过合法程序。

　　(1)1989年换证时，如果是以原土地房产证记载的所有共有人的分家析产协议为依据，对房屋进行权利登记，所确认的权利人应为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土地房产证已被合法变更登记。

　　(2)1989年换证时，仅以祖遗房屋为由部分共有权人或其它亲属领取房产证，应认为是部分共有权人代表全体权利人领取房产证或侵权行为，争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确权依据。

　　(3)争议房屋已经经过土改确认的共有权人的分家析产，但在1989年换证时未按析产协议领证，仍由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我们认为，如果分家析产协议已实际履行，即支付了归并款、分割了房屋、交付了房屋等，分家析产协议仍应是有效协议。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不是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否认，而应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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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代表其他权利人领取产权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传统风俗和习惯，分家析产协议往往欠缺家庭成员中女儿的签名。这种协议是否因为欠缺共有人签名而导致无效，应慎重对待。在分家析产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当事人也能举证证明未签名的共有权人知晓分家一事而未表示异议的情形下，应认为未签名的共有权人对分家析产默示同意，维持协议的效力。

　　（二）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共有权人的认定问题。

　　1950年11月25日中央内务部颁布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6条规定“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是合于现在农村经济情况的。但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开列在土地证上，不能只记户主一人姓名，以表明此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老幼）所共有。”因此，土改时，在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有姓名的全体家庭成员，包括只登记户主姓名但注明了家庭人口数，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都是房屋的共有人。

　　土改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无法提供记载有家庭成员姓名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当事人提交的存根件上仅记载有户主姓名和家庭人口数。如何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也是此类诉讼中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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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1951年尚未实行户籍登记制度，现存有据可查的户籍资料是1955年登记档案。如果教条地要求当事人提供1951年的户籍资料来说明土改时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在审判实践中，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及姓名。如双方无异议的家庭成员出生年代均在1951年之前，当事人可以提供的1955年户籍登记情况又与双方当事人的自认无矛盾之处，则可以按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家庭成员作为争议房屋的共有权人。如双方当事人无法确认相一致的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则可要求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对各自的主张举证。法官可根据其它旁证材料，以当事人主张的家庭成员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合乎风俗习惯为标准，判断当事人主张在数之内家庭成员的合理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数之外的家庭成员也存在可被酌情认定对土改房屋享有共有权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6）民他第6号《关于土改后不久被收养的子女能否参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遗房产的批复》精神，土改后不久出生的子女或养子女，长期管理、居住使用土改前祖遗房产，且无其他住处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认其享有产权并参加析产。最高院的批复对“土改后不久”时间段未有明确规定，依照省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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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土改后不久”时间段应掌握在五年之内。

　　（三）涉及拆迁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标的物的确认问题。

　　房屋权属纠纷的确权标的当然是争议房屋，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特殊之外在于有些争议房屋已经被有关部门拆除，有些房屋虽未拆除，但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发生房屋权属纠纷后，当事人往往以房屋尚未确权，阻挠拆迁，甚至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要求保全房屋、暂缓拆迁。为保障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避免对拆迁进展的负面影响，应正确认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标的物性质。

　　我们认为，依照国家相关政策进行的房屋拆迁安置，是合法行为，争议房屋被拆除并不代表房屋的毁损、灭失，争议房屋的权利依然存在。因争议房屋的权属纠纷与争议房屋的拆迁安置纠纷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诉讼中，确认争议标的，应区分不同情况：

　　1、争议房屋列入拆迁范围，但尚未拆除的，尚未签订安置协议的，确权标的当然是房屋。由于房屋是否拆除，并不影响此类房屋权利归属的确认，考虑到权属纠纷诉讼周期较长，而拆迁工作也有较强的紧迫性，对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有关拆迁部门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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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除房屋的，一般不应予以准许。是否拆除房屋由拆迁部门按照相关拆迁政决定。对当事人申请暂缓安置房屋的分配、交付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要求相关部门协助执行，以避免错误安置带来新的纠纷。

　　2、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已经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但尚未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因无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确权的标的仍应是被拆除的房屋。房屋的不存在，不影响确认之诉的进行，当事人仍享有以被拆除房屋的合法权利人身份向有关部门主张安置的权利。

　　3、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且也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这是在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种情形。有观点认为，争议房屋已被拆除，且亦交付了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原房屋的一切权利均不存在，应当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

　　首先，房屋权属关系与拆迁补偿安置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必然涉及对安置协议合法性的审查。如果确权结果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发生了变化，则安置协议是否有效已经存有疑义，直接对安置房屋确权失去了法律基础。

　　其次，在拆迁补偿安置关系中，原房屋与安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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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简单的一等一的置换关系或赔偿关系。依照拆迁政策，当事人对安置方式有多种选择，当事人也可放弃部分安置权利。同时，依照拆迁政策，在增加共有权人或权利人变更的情形下，拆迁人也可能存在应增加安置房屋的义务。由于原安置协议不是房屋真正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直接以安置房屋为确权标的，则可能会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再次，拆迁安置协议一经签订，就是协议载明的被拆迁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合法依据，在该协议未经正当程序被宣告无效或撤销之前，法院可否直接变更安置房的权利人，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认为，在安置房屋已经交付的情形下，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对安置协议无争议，同意接受安置方案的，法院可以依照被拆迁房屋的权利归属直接对安置房屋进行确权。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不接受安置协议，仅要求对原房屋确权的，法院仍应以原房屋为确权标的，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判决确认的房屋权利人向拆迁人主张权利的，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处理。当然，拆迁人如果是善意、有偿与原被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一般应当维持原安置协议的效力，以维护拆迁工作的严肃和有序。至于真正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害可以通过要求擅自处分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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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共有人财产的侵权人赔偿损失的方式获得救济。（四）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事实收养关系

　　的成立及解除认定问题。土改房屋权属纠纷通常是与继承纠纷并存的，其

　　中涉及的收养关系多数是在收养法实施前形成的事实收养，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也是此类纠纷中的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作出的《关于关于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间是否已事实解除收养关系的复函》中指出“一九三七年王青芸两岁时被其伯父王在起、许秀英夫妇收养，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这一收养事实为亲戚、朋友，当地群众、基层组织所承认，应依法予以保护”，“双方未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公开解除收养关系……以认定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的收养关系未事实解除为妥”。根据批复的精神，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应具备下列条件：

　　1、当事人之间须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即当事人之间以父母子女的身份长期发生抚养或赡养的生活关系。具体可表现为当事人相互间都公开承认养父母子女关系，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的称谓，或子女随父母姓氏，或有收养文书、或申报户口登记等。一般应以“长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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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生活”为确认事实收养的依据。2、须有群众和亲友的公认。即群众和亲友公认当

　　事人之间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最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的就是当事人的亲友和乡邻，他们的看法对确定当事人间的关系性质的重要证据之一。

　　3、须有基层组织的承认。基层组织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负责当地群众的日常事务管理，对当事人间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性质有清楚的了解。基层组织的承认是确定当事人间关系性质的主要证据。

　　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是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解除。在事实收养关系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又因各种原因，做出一些行为，如将双方户籍分开、养子女迁回亲生父母处居住、双方在各自档案中不再填写收养关系等。是否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已经以行为表明解除收养关系？收养关系是拟制血亲关系，可因当事人的协议而成立，也可因双方的协议而解除。1992年实施的收养法的规定也强调了收养关系的协议性质。收养法规定了解除收养关系的两种方式，一是依当事人协议而解除，二是依当事人一方的要求以诉讼方式解除。可见立法所强调的是收养关系因协议产生，也因协议解除，协议不成的，须以诉讼方式解除。不认可所谓的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某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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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事实解除收养关系。所以，在认定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双方是否解除收养关系时，应当参照现行立法的精神及收养的实质，强调以当事人双方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形式公开解除为标准。

　　（五）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诉讼时效问题。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有两种情况：1、1989年换证时的公告时间是否应认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1989年对土改房屋进行换证时，通常是经过了公告程序的，被告因此抗辩原告应当在公告之时知道权利被侵害，原告迟至现在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我们认为，颁发房屋产权证之前的公告，是颁证机关为保证颁证的正确性，对拟颁证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布，征求利害关系人或其他人的异议、意见的行为。这种公告不具有已将房屋产权情况告知全体利害关系人的法定效力。简单地将公告时间认定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应证明原告知晓公告且无异议。2、关于继承的诉讼时效规定与《民法通则》中诉讼时效规定的适用对象问题。《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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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民法通则》第135条、137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二者规定的差异之处在于两种诉讼时效期限的起算日期是不同的，继承的20年时效是自继承之日起计算，《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是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继承法》是1985年颁布生效的，《民法通则》是1987年施行的。对《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后怎么适用这两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作出了司法解释：“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上述司法解释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包括明确表示继承和视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的，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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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共有，不适用继承法关于继承权的诉讼时效，而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共同共有所有权保护的诉讼时效。第二，在继承权被侵害时提起继承诉讼时，应适用《继承法》第8条关于2年或20年的诉讼时效规定。

　　在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遇到的继承大都属于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之情形，有关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也遇到过特别的情形，即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分割遗产，但遗产已被非继承人占有取得（侵权未超过二十年）。继承人在继承开始（被继承人死亡之日）二十年之后，才提起确权诉讼。这种纠纷是属于继承权纠纷还是侵权纠纷，适用何种诉讼时效规定，在实践中做法不一。我们认为，继承权纠纷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纠纷的一种类型，《继承法》与《民法通则》对这种侵权纠纷规定了两种不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给审判实践带来了混乱。从法理角度来讲，《继承法》是民法中的单行法，不得违背基本法，同时，《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在《继承法》之后，其基本原则应视为对前法与之矛盾之处的修正。从实践角度来讲，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二十年才知道权利被他人侵犯，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不得再提起诉讼，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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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夺了房屋继承权人法定的、正当的、合理的权利。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调研报告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调研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XX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并于XX年6月1日正式施行。该法在**区的实施情况如何?从我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可见一斑，为此，笔者就该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一)刑事案件。我区未成年人案件主要为刑事案件。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保护为立足点，教育为着力点，切实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一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是对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未成年人，均适用缓刑;三是开庭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且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为其指定辩护人;四是通知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五是一律不公开开庭审理;六是对被害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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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被告人;七是坚持当庭法制教育，使未成年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八是认真总结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和相关部门、单位沟通，共同做好工作。

　　(二)民事案件。近年的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的主要为婚姻家庭类案件、继承案件及侵权案件。离婚、监护等案件中，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以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听取有表达意愿、表达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双方具体情况来处理;继承案件中，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保障独立的财产权;抚养费纠纷案件中，及时处理、及时结案，保障未成年人的正常生活;侵权案件中，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案件，在尽快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及时主持调解，督促责任人尽快赔偿被害人，让受害人能及时得到救助。

　　(三)行政案件。主要是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案件。如某网吧因为容留未成年人上网而受到行政处罚，网吧不服向法院起诉的案件。

　　(四)执行案件。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执行案件，主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执行力度，及时执行兑现。对于无执行能力的案件，则依靠联动执行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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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救助机制，灵活解决当事人的困难，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五)法制宣传教育。要积极组织开展“送法六进”活动，深入学校举办法制宣传讲座，以案说法，教育、引导学生学法、懂法、守法。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促使新生少年健康回归社会。法院要积极开展巡回审理、判后回访、模拟法庭、电视宣传、结对帮扶等活动，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使未成年人处处感受到社会的阳光和温暖，促使他们健康成长。

　　二、未成年人案件中反映出的问题和成因(一)社会联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机制未建立完善。工作中，未形成系统工程，仍然呈现“八仙过海”的局面，法院、公安、司法、群团组织、关工委大多时候仍是各自为战，协调配合不足，未形成合力。亟需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协调下的联动协作机制，将其纳入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统筹安排，分工协作，共同努力做好工作。(二)法院少审机构不健全。就全国法院系统情况看，除试点中院、基层法院外，绝大部分基层法院还未成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有的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内部附设了“少年审判庭”，机制、制度、保障不配套，不利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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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三)需强化家庭和社会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责任。一些负有社会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机构、部门认识有待提高，工作中未严格依法办事，致使不时出现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一些家庭和家长不负责任，把家庭的未成年人当成“私有财产”，甚至放任自流，导致个别子女走上歧途。

　　(四)法制宣传教育仍需加强。社会各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学习、宣传不够深入，贯彻落实不够有力，致使存在“误区”、“盲区”，不利于法律法规的执行。

　　三、继续做好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建议(一)法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最高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按照“坚持、完善、改革、发展”少年法庭工作八方针，推动完善少年法庭审判管理工作。及时出台完善审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司法解释，统一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从组织机构上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二)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要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情况、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严格执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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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行)》以及《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明确量刑的方法和步骤，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

　　(三)加强对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别保护力度。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办案人员要专业化、实行强制辩护制度、实行社会调查制度、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和分案处理，确立了讯问和审判时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些诉讼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使法院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更有针对性，有利于通过诉讼活动为犯罪的未成年人创造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的条件。因此，法院对相关立法精神要深入进行解读，联系实际狠抓落实。

　　(四)建立回访制度。回访的对象不仅仅是未成年缓刑犯，还应包括其他判处监禁刑的罪犯，以及民事、行政、执行案件中的未成年当事人，了解法院的裁决对其生活的影响，鼓励失足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五)强化法制宣传教育。要在党委、政府青少年工作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协调法院、公安、司法、共青团、妇联、文化、关工委等部门联动协作，采取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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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制讲座、文艺演出、以案说法、模拟法庭、现身说法等多种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有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大渡口区法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审判情况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辖区内重钢搬迁，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城市建设日益加快，各类劳动争议纠纷逐年上升，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对辖区内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进行深入调研，并就化解这一社会矛盾提出对策建议。

　　一、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大渡口法院XX年劳动争议案件结案103件，其中调解结案25件，调解率24.27%;XX年结案110件，调解44件，调解率40%;XX年结案239件，调解64件，调解率26.78%;XX年结案456件，调解201件，调解率44.08%。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1.案件类型多样化。从类型上看，劳动争议以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待遇等传统类型居多，约占劳动争议案件数的76.6%，其中尤以社会保险待遇最多，占到了案件总数的61.7%。2.诉讼主体群体化。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及涉案人数均显著增加，该类案件双方当事人矛盾尖锐，调解难度大，处理结果带有示范效应，稍有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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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3.利益诉求复杂化。由以往的单一诉求转变为现

　　在的多个诉求。诉求的复杂化导致案件审理难度加大，调解率低，审判周期延长。

　　4.诚信危机普遍化。由于对自身利益的片面追求，导致恶意诉讼频现，不讲信用。如用人单位利用自身掌握全部管理性因素的优势，在不与员工订立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且现金支付工资的情况下，否认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

　　5.利益平衡两难化。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一对矛盾体。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面临两难境地，既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要促进企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6.法律关系复杂化。劳动争议案件涉及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等一系列规定，适用起来难度相当大。

　　7.救济缺失化。劳动者诉请单位补交社保，法院予以支持，但现实中社保机构内部规定不予补办，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导致劳动者救济权缺失。

　　二、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不断上升的原因分析1.劳动合同签订履行不规范。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的现象十分普遍。而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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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对劳动者工资报酬等相关规定含糊其辞，故意回避应承担的义务;不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签订“霸王合同”、“生死合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

　　2.“打包转让”劳动者。用人单位为规避两倍经济补偿金等条款规定，将劳动者“打包转让”，统一划给其他公司，不同意者作自动辞职处理。

　　3.通过劳务派遣方式转移用工。用人单位要求职工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权益被侵犯后，两单位互相推诿责任。

　　4.以虚设单位名义发生劳动关系。用人单位虚设一个单位，以该虚设单位的名义与劳动者发生劳动关系，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5.企事业单位改制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国有、集体企业改组、改制，事业单位裁员、待岗等，引起劳动合同变更、解除，但未按相关规定变更劳动关系。这些问题带有较强的政策性，很难通过现有法律来有效化解。

　　6.事实劳动关系大量存在。部分用人单位与季节性、临时性的劳动者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工资报酬、劳动保障条件等都是口头承诺，为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埋下了隐患。

　　7.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具有建设施工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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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包人将工程(或部分工程)转包(或分包)给个人承建，由于分包人没有建设资质、安全生产管理不善等原因，容易发生工伤事故。分包人作为用工者未依法给工人缴纳保险，无力承担受害者的工伤待遇，发包人和承包人、分包人互相推诿，受害者的相关赔偿得不到解决。

　　8.通过恶意诉讼获取利益。一些劳动者有意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达到双倍经济补偿的目的。在工伤和职业病诉讼中，有的用人单位采取疲劳战术，穷尽所有司法程序拖延时间，恶意诉讼。

　　9.诉讼成本降低。XX年之后，劳动争议案件诉讼费降至0至10元，劳动仲裁也免收费用，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还可以不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从而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这也是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的一大原因。

　　三、解决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对策和建议1.加大对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建立司法机关、劳动行政部门与工业园区的交流机制，通过专题讲座、以案说法等形式，增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依法用工意识和自我维权意识，使双方都做到理性维权。2.完善多元化劳动争议调处机制。充分发挥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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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仲裁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引导双方采取协商办法解决纠纷，避免劳动争议大量进入诉讼程序。法院与劳动行政部门、用人单位共同成立劳动争议巡回法庭，及时快速化解矛盾纠纷，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3.法院应依法慎重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大、涉及当事人多、矛盾尖锐，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人民法院要选派业务能力强、审判经验丰富、善于做调解工作的法官，专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力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劳动保障部门加强职能作用。劳动保障部门指导用工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落实各项劳动标准，督促企业做好劳动合同签订和履行工作，对用工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查处，使企业不敢触碰违法高压线。在补交社保问题上，建议劳动保障部门对相关规定进行修改，避免法院作出裁判后劳动者权利仍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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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作出的关于关于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间是否已事实解除收养关系的复函中指出一九三七年王青芸两岁时被其伯父王在起许秀英夫妇收养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这一收养事实为亲戚朋友当地群众基层组织所承认应依法予以保护双方未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公开解除收养关系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赵文清

　　农村土改房屋是指在1951年依照《中国土地改革法》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房屋。此类房屋虽建成年代久远,房屋本身的价值有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房屋大都被列入了拆迁范围。拆迁政策的优惠条件使得房屋具有了大幅升值的空间,导致了此类房屋权属纠纷案件日益增加。由于农村土改房屋的权属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审理案件所必要的原始资料又因历史原因欠缺不齐,造成在认定农村土改房屋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和争议。为正确、及时审理房屋权属争议案件,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院对2005年一2006年10月以来审理的78件因拆迁引起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进行

　　了专题调研。

　　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特点

　　1、房屋年代久远。土改房屋大都建成于建国前、建国初期。多数房屋的自然状况及其管理、使用情况、权属更迭情况变迁很大。房屋的书证资料有不少已经遗失湮灭,了解房屋权属状况的证人大都已故或年高体弱无法出庭作证。因此土改房屋权属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

　　2、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大部分案件均是房屋产权、继承、析产等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通常还涉及过去法律、法规不健全年代的一些不规范的审批行为,大大增加了审理工作的难度。

　　3、涉及当事人众多。土改房屋权属纠纷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或亲戚朋友之间。因过去年代的家庭人口一般较多,加之涉及继承,造成可能享有权利的当事人众多,且直系、旁系、血亲、姻亲等关系混杂在一起。在起诉时,部分权利人并未参加诉讼,造成案件通常需要追加多个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审理案件所需的周期较长。

　　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所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分析。

　　(一)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法律效力问题。

　　土改房屋确权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当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土改房屋权属争议的诉讼中,因颁证年代久远,当事人大都无法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原件,用以证明土地房产权属的都是在档案管理部门查档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复印件。由于1951年的房产档案管理中尚无注销的制度,争议房屋的权属如果发生合法的变更登记,在原存根证上是没有注销记录的。因此,我们认为,此类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当然作为房产权属的凭证,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其效力。

　　1、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未再换领产权证,房屋权属应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登记为准。土改确权一般以登记为准,因此一般应确认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了未超过原房屋建筑面积的翻、改建,但未经过相关批准,部分共有人对争议房屋的翻、改建可视为对原房屋的修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准。翻、改建的费用可由全体权利人分担。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翻、改建,并经过相关批准,领取了私房建筑执照并取得房屋的房产、土地证,则应当认为原房屋已经灭失,

　　原宅基地已经批准用于新建房屋。在其它权利人不能举证证明翻建人是代表全体权利人进行新建房屋的情形下,原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存根不再具有效力,房屋权属归在1951年之后颁发的房产证记载的权利人所有。

　　2、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又换领与土改登记相冲突的产权证时,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效力问题。

　　无锡市在1989年左右对全市的农村宅基地房屋重新进行了普查与登记,并换发了相应的房产、土地证。由于1989年登记的权利人与土改登记的权利人往往是不一致的,如何正确认识两种权利凭证是审判实践中最感到困惑的问题。

　　1951年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对农村房屋进行的首次分配登记,房屋权属一般应以土改登记为准。1989年进行的房屋产权登记,属于换证行为,其确认新的权利人应当经过合法程序。

　　(1)1989年换证时,如果是以原土地房产证记载的所有共有人的分家析产协议为依据,对房屋进行权利登记,所确认的权利人应为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土地房产证已被合法变更登记。

　　(2)1989年换证时,仅以祖遗房屋为由部分共有权人或其它亲属领取房产证,应认为是部分共有权人代表全体权利人领取房产证或侵权行为,争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确权依据。

　　(3)争议房屋已经经过土改确认的共有权人的分家析产,但在1989年换证时未按析产协议领证,仍由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我们认为,

　　如果分家析产协议已实际履行,即支付了归并款、分割了房屋、交付了房屋等,分家析产协议仍应是有效协议。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不是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否认,而应视为代表其他权利人领取产权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传统风俗和习惯,分家析产协议往往欠缺家庭成员中女儿的签名。这种协议是否因为欠缺共有人签名而导致无效,应慎重对待。在分家析产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当事人也能举证证明未签名的共有权人知晓分家一事而未表示异议的情形下,应认为未签名的共有权人对分家析产默示同意,维持协议的效力。

　　(二)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共有权人的认定问题。

　　1950年11月25日中央内务部颁布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6条规定“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是合于现在农村经济情况的。但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开列在土地证上,不能只记户主一人姓名,以表明此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老幼)所共有。”因此,土改时,在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有姓名的全体家庭成员,包括只登记户主姓名但注明了家庭人口数,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都是房屋的共有人。

　　土改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无法提供记载有家庭成员姓名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当事人提交的存根件上仅记载有户主姓名和家庭人口数。如何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也是此类诉讼中的难点。

　　我国在1951年尚未实行户籍登记制度,现存有据可查的户籍资料是1955年登记档案。如果教条地要求当事人提供1951年的户籍资料来说明土改时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在审判实践中,

　　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及姓名。如双方无异议的家庭成员出生年代均在1951年之前,当事人可以提供的1955年户籍登记情况又与双方当事人的自认无矛盾之处,则可以按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家庭成员作为争议房屋的共有权人。如双方当事人无法确认相一致的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则可要求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对各自的主张举证。法官可根据其它旁证材料,以当事人主张的家庭成员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合乎风俗习惯为标准,判断当事人主张在数之内家庭成员的合理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数之外的家庭成员也存在可被酌情认定对土改房屋享有共有权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6)民他字第6号《关于土改后不久被收养的子女能否参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遗房产的批复》精神,土改后不久出生的子女或养子女,长期管理、居住使用土改前祖遗房产,且无其他住处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认其享有产权并参加析产。最高院的批复对“土改后不久”时间段未有明确规定,依照省高院1994年《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土改后不久”时间段应掌握在五年之内。

　　(三)涉及拆迁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标的物的确认问题。

　　房屋权属纠纷的确权标的当然是争议房屋,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特殊之外在于有些争议房屋已经被有关部门拆除,有些房屋虽未拆除,但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发生房屋权属纠纷后,当事人往往以房屋尚未确权,阻挠拆迁,甚至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要求保全房屋、暂缓

　　拆迁。为保障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避免对拆迁进展的负面影响,应正确认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标的物性质。

　　我们认为,依照国家相关政策进行的房屋拆迁安置,是合法行为,争议房屋被拆除并不代表房屋的毁损、灭失,争议房屋的权利依然存在。因争议房屋的权属纠纷与争议房屋的拆迁安置纠纷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诉讼中,确认争议标的,应区分不同情况:

　　1、争议房屋列入拆迁范围,但尚未拆除的,尚未签订安置协议的,确权标的当然是房屋。由于房屋是否拆除,并不影响此类房屋权利归属的确认,考虑到权属纠纷诉讼周期较长,而拆迁工作也有较强的紧迫性,对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有关拆迁部门暂缓拆除房屋的,一般不应予以准许。是否拆除房屋由拆迁部门按照相关拆迁政决定。对当事人申请暂缓安置房屋的分配、交付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要求相关部门协助执行,以避免错误安置带来新的纠纷。

　　2、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已经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但尚未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因无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确权的标的仍应是被拆除的房屋。房屋的不存在,不影响确认之诉的进行,当事人仍享有以被拆除房屋的合法权利人身份向有关部门主张安置的权利。

　　3、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且也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这是在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种情形。有观点认为,争议房屋已被拆除,且亦交付了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原房屋的一切权利均不存在,应当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

　　首先,房屋权属关系与拆迁补偿安置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必然涉及对安置协议合法性的审查。如果确权结果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发生了变化,则安置协议是否有效已经存有疑义,直接对安置房屋确权失去了法律基础。

　　其次,在拆迁补偿安置关系中,原房屋与安置房并不是简单的一等一的置换关系或赔偿关系。依照拆迁政策,当事人对安置方式有多种选择,当事人也可放弃部分安置权利。同时,依照拆迁政策,在增加共有权人或权利人变更的情形下,拆迁人也可能存在应增加安置房屋的义务。由于原安置协议不是房屋真正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直接以安置房屋为确权标的,则可能会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再次,拆迁安置协议一经签订,就是协议载明的被拆迁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合法依据,在该协议未经正当程序被宣告无效或撤销之前,法院可否直接变更安置房的权利人,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认为,在安置房屋已经交付的情形下,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对安置协议无争议,同意接受安置方案的,法院可以依照被拆迁房屋的权利归属直接对安置房屋进行确权。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不接受安置协议,仅要求对原房屋确权的,法院仍应以原房屋为确权标的,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判决确认的房屋权利人向拆迁人主张权利的,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处理。当然,拆迁人如果是善意、有偿与原被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一般应当维持原安置协议的效力,以维护拆迁工作的严肃和有序。至于真正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害可以通过要求擅自处分他人或共有人财产的侵权人赔偿损失的方式获得救济。

　　(四)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认定问题。

　　土改房屋权属纠纷通常是与继承纠纷并存的,其中涉及的收养关系多数是在收养法实施前形成的事实收养,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也是此类纠纷中的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作出的《关于关于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间是否已事实解除收养关系的复函》中指出“一九三七年王青芸两岁时被其伯父王在起、许秀英夫妇收养,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这一收养事实为亲戚、朋友,当地群众、基层组织所承认,应依法予以保护”,“双方未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公开解除收养关系……以认定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的收养关系未事实解除为妥”。根据批复的精神,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应具备下列条件:

　　1、当事人之间须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即当事人之间以父母子女的身份长期发生抚养或赡养的生活关系。具体可表现为当事人相互间都公开承认养父母子女关系,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的称谓,或子女随父母姓氏,或有收养文书、或申报户口登记等。一般应以“长期共同生活”为确认事实收养的依据。

　　2、须有群众和亲友的公认。即群众和亲友公认当事人之间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最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的就是当事人的亲友和乡邻,他们的看法对确定当事人间的关系性质的重要证据之一。

　　3、须有基层组织的承认。基层组织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负责当地群众的日常事务管理,对当事人间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性质有清楚的了解。基层组织的承认是确定当事人间关系性质的主要证据。

　　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是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解除。在事实收养关系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又因各种原因,做出一些行为,如将双方户籍分开、养子女迁回亲生父母处居住、双方在各自档案中不再填写收养关系等。是否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已经以行为表明解除收养关系?收养关系是拟制血亲关系,可因当事人的协议而成立,也可因双方的协议而解除。1992年实施的收养法的规定也强调了收养关系的协议性质。收养法规定了解除收养关系的两种方式,一是依当事人协议而解除,二是依当事人一方的要求以诉讼方式解除。可见立法所强调的是收养关系因协议产生,也因协议解除,协议不成的,须以诉讼方式解除。不认可所谓的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某些行为而事实解除收养关系。所以,在认定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双方是否解除收养关系时,应当参照现行立法的精神及收养的实质,强调以当事人双方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形式公开解除为标准。

　　(五)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诉讼时效问题。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有两种情况:

　　1、1989年换证时的公告时间是否应认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

　　1989年对土改房屋进行换证时,通常是经过了公告程序的,被告因此抗辩原告应当在公告之时知道权利被侵害,原告迟至现在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我们认为,颁发房屋产权证之前的公告,是颁证机关为保证颁证的正确性,对拟颁证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布,征求利害关系人或其他人的异议、意见的行为。这种公告不具有已将房屋产权情况告知全体利害关系人的法定效力。简单地将公告时间认定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应证明原告知晓公告且无异议。

　　2、关于继承的诉讼时效规定与《民法通则》中诉讼时效规定的适用对象问题。

　　《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民法通则》第135条、137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二者规定的差异之处在于两种诉讼时效期限的起算日期是不同的,继承的20年时效是自继承之日起计算,《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是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继承法》是1985年颁布生效的,《民法通则》是1987年施行的。对《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后怎么适用这两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作出了司法解释:“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上述司法解释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包括明确表示继承和视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不适用继承法关于继承权的诉讼时效,而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共同共有所有权保护的诉讼时效。第二,在继承权被侵害时提起继承诉讼时,应适用《继承法》第8条关于2年或20年的诉讼时效规定。

　　在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遇到的继承大都属于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之情形,有关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也遇到过特别的情形,即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分割遗产,但遗产已被非继承人占有取得(侵权未超过二十年)。继承人在继承开始(被继承人死亡之日)二十年之后,才提起确权诉讼。这种纠纷是属于继承权纠纷还是侵权纠纷,适用何种诉讼时效规定,在实践中做法不一。我们认为,继承权纠纷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纠纷的一种类型,《继承法》与《民法通则》对这种侵权纠纷规定了两种不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给审判实践带来了混乱。从法理角度来讲,《继承法》是民法中的单行法,不得违背基本法,同时,《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在《继承法》之后,其基本原则应视为对前法与之矛盾之处的修正。从实践角度来讲,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二十年才知道权利被他人侵犯,

　　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不得再提起诉讼,实际上剥夺了房屋继承权人法定的、正当的、合理的权利。

　　

篇三：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文清

　　农村土改房屋是指在1951年依照《中国土地改革法》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房屋。此类房屋虽建成年代久远，房屋本身的价值有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房屋大都被列入了拆迁围。拆迁政策的优惠条件使得房屋具有了大幅升值的空间，导致了此类房屋权属纠纷案件日益增加。由于农村土改房屋的权属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审理案件所必要的原始资料又因历史原因欠缺不齐，造成在认定农村土改房屋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和争议。为正确、及时审理房屋权属争议案件，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院对2005年一2006年10月以来审理的78件因拆迁引起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进行了专

　　题调研。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特点1、房屋年代久远。土改房屋大都建成于建国前、建国初期。多数房屋的自然状况及其管理、使用情况、权属更迭情况变迁很大。房屋的书证资料有不少已经遗失湮灭，了解房屋权属状况的证人大都已故或年高体弱无法出庭作证。因此土改房屋权属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2、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大部分案件均是房屋产权、继承、析产等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通常还涉及过去法律、法规不健全年代的一些不规的审批行为，大大增加了审理工作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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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涉及当事人众多。土改房屋权属纠纷大多发生在家庭部成员或亲戚朋友之间。因过去年代的家庭人口一般较多，加之涉及继承，造成可能享有权利的当事人众多，且直系、旁系、血亲、姻亲等关系混杂在一起。在起诉时，部分权利人并未参加诉讼，造成案件通常需要追加多个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审理案件所需的周期较长。

　　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所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分析。（一）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法律效力问题。土改房屋确权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当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土改房屋权属争议的诉讼中，因颁证年代久远，当事人大都无法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原件，用以证明土地房产权属的都是在档案管理部门查档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复印件。由于1951年的房产档案管理无注销的制度，争议房屋的权属如果发生合法的变更登记，在原存根证上是没有注销记录的。因此，我们认为，此类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当然作为房产权属的凭证，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其效力。1、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未再换领产权证，房屋权属应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登记为准。土改确权一般以登记为准，因此一般应确认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了未超过原房屋建筑面积的翻、改建，但未经过相关批准，部分共有人对争议房屋的翻、改建可视为对原房屋的修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准。翻、改建的费用可由全体权利人分担。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翻、改建，并经过相关批准，领取了私房建筑执照并取得房屋的房产、土地证，则应当认为原房屋已经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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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宅基地已经批准用于新建房屋。在其它权利人不能举证证明翻建人是代表全体权利人进行新建房屋的情形下，原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存根不再具有效力，房屋权属归在1951年之后颁发的房产证记载的权利人所有。

　　2、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又换领与土改登记相冲突的产权证时，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效力问题。

　　市在1989年左右对全市的农村宅基地房屋重新进行了普查与登记，并换发了相应的房产、土地证。由于1989年登记的权利人与土改登记的权利人往往是不一致的，如何正确认识两种权利凭证是审判实践中最感到困惑的问题。

　　1951年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对农村房屋进行的首次分配登记，房屋权属一般应以土改登记为准。1989年进行的房屋产权登记，属于换证行为，其确认新的权利人应当经过合法程序。

　　(1)1989年换证时，如果是以原土地房产证记载的所有共有人的分家析产协议为依据，对房屋进行权利登记，所确认的权利人应为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土地房产证已被合法变更登记。

　　(2)1989年换证时，仅以祖遗房屋为由部分共有权人或其它亲属领取房产证，应认为是部分共有权人代表全体权利人领取房产证或侵权行为，争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确权依据。

　　(3)争议房屋已经经过土改确认的共有权人的分家析产，但在1989年换证时未按析产协议领证，仍由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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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分家析产协议已实际履行，即支付了归并款、分割了房屋、交付了房屋等，分家析产协议仍应是有效协议。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不是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否认，而应视为代表其他权利人领取产权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传统风俗和习惯，分家析产协议往往欠缺家庭成员中女儿的签名。这种协议是否因为欠缺共有人签名而导致无效，应慎重对待。在分家析产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当事人也能举证证明未签名的共有权人知晓分家一事而未表示异议的情形下，应认为未签名的共有权人对分家析产默示同意，维持协议的效力。

　　（二）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共有权人的认定问题。1950年11月25日中央务部颁布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6条规定“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是合于现在农村经济情况的。但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开列在土地证上，不能只记户主一人，以表明此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老幼）所共有。”因此，土改时，在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有的全体家庭成员，包括只登记户主但注明了家庭人口数，在数之的家庭成员，都是房屋的共有人。土改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无法提供记载有家庭成员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当事人提交的存根件上仅记载有户主和家庭人口数。如何确认在数之的家庭成员，也是此类诉讼中的难点。我国在1951年尚未实行户籍登记制度，现存有据可查的户籍资料是1955年登记档案。如果教条地要求当事人提供1951年的户籍资料来说明土改时在数之的家庭成员，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在审判实践中，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确认在数之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及。如双方无异议的

　　

篇四：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土地纠纷调查报告土地纠纷问题的调查报告》

　　摘要：三是农户土地包、让现因政策调整引发合纠纷，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执行不到位操作不规导致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混乱错杂是土地承包纠纷根，涉农部门和司法部门要开展政策下乡活动深入讲土地承包法和其他相关政策法规现场答农民问题让农民熟悉政策掌握政策运用政策

　　土地纠纷问题调报告土地纠纷问题调报告央件下发,特别是我省落实农业税全部取消和粮食直补政策,极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积极性,但也由带了些矛盾,特别是因土地承包问题引发矛盾尤突出,从年以,全县共发生上访330件,涉及人员千人以上、土地矛盾形成主要原因从上访反映问题看造成土地矛盾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十二原因（）普通上访案是二轮土地承包农户由各种原因分到承包地问题约占上访案75是户口村全已搬迁外地多年按照饶河县二轮土地承包规定能分到承包地；二是因二轮土地承包前欠集体“两提”款、计划生育罚款或化农村不良债不愿分摊村集体债等土地被抽回；三是婚出婚入妇女因两地承包不统或村定土政策等些妇女分到土地或地被抽回；四是因当初落户手续不全或与村有不要地协议分得地;五是二轮土地承包新增人口要分地(二)特殊上访案是机动地发包不合理、土地营权流纠纷案约占有0是机动地发包长有长达30年合不规；二是因村欠人债抽出村民地抵债年限长,农民要毁约还地；三是农户土地包、让现因政策调整引发合纠纷（三）比较棘手案件是土地权属不清通行政手段难以纠纷案纷占5是地方与森工林场地权属不清农户已开垦多年荒地有已办了国有土地证有已纳入集体土地台账可林场近年却以其林业区域强行收回引发矛盾二是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权属不清、界限不明农户集体耕地周边开垦荒地已向集体交积累多年并纳入集体土地台账可有土地却被土地部门以983年开荒地应属国有荒地办理了国有土地证有地被乡政府对外发包引发矛盾四是集体确实既无地又无济实力应享受土地承包地分地纠纷二、对策和建议（）强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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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法制宣传教育提高村两委成员及村民守法识和合识规村两委发包行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9条规定按5程序签订承包合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组；承包组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拟定并公布承包方案；召开村民会议讨论通承包方案；公开实施承包方案；签订承包合扼制村委各种侵犯农民土地承包营权苗头性行将纠纷消灭萌芽（二）加强领导政府必须把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纳入重要工作日程成立由主要领导挂帅组织机构抽调得力干部集和精力搞突破各级农业部门要切实起责任宣传政策、制定方案、接待上访、组织协调等方面发挥职能作用；各级财政部门要落实“免两补”政策和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把农村土地纠纷作重要容并推进；各级国土管理部门对农村和农民土地权属案件要依法加快办理;各级农村营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加强农业承包合管理搞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合仲裁维护农民和村级集体济组织合法权益对因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引发农民群体性上访、越级访和重复访案件实行领导包案制要责任到人抓到底要认真处理因土地承包纠纷引发上访问题切实把矛盾化基层真正做到不回避、不掩盖、不推诿、不拖拉敢并善各种矛盾坚防止因农村土地纠纷问题而引发恶性案（事）件（三）政策疏导稳定和巩固土地承包关系是保障农民权益、维护农村稳定基础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执行不到位操作不规导致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混乱错杂是土地承包纠纷根因各级政府要正视农村土地承包现状建立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涉农部门和司法部门要开展政策下乡活动深入讲土地承包法和其他相关政策法规现场答农民问题让农民熟悉政策掌握政策运用政策（四）分流农民真做无地和少地农民思想工作积极助这部分农民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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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组织和广干部要认真责地做没有分到或只分到少量承包地农民思想工作积极助他们通承包其它集体、发展养殖业和多种营、外出工等途径拓宽增收渠道对县城就业农民有关部门要进行免费技能并税费征收上予以优惠鼓励闲散农民进城商减少农村土地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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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土地纠纷案调研报告

　　Investigationreportonlanddisputes

　　汇报人：JinTaiCollege

　　

　　土地纠纷案调研报告

　　前言：工作报告是指党的机关、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按照有关规定，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上级机关或法定对象汇报工作，汇报的内容包括近一段的工作情况和下一段工作部署。本文档根据工作报告内容要求展开说明，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便于学习和使用，本文档下载后内容可按需编辑修改及打印。

　　近几年，土地纠纷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群体性、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等诸多特点。在审判中理性思考有关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认真总结这类案件的审判经验，分析其特点和成因，探寻审判规律和解决对策，对于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稳定农村社区、化解矛盾，定纷止争、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根据20xx年至20xx年上半年我院受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分析本地区土地纠纷案件的类型特点，探讨土地纠纷案件审理实务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一、我院涉及土地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及特点

　　20xx年至20xx年上半年，我院共审结土地纠纷案件214件，其中20xx年审结97件，20xx年审结46件，20xx年审结57件;20xx年上半年审结13件。其中，承包合同类纠纷103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转包、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等纠纷110件。20xx年至20xx年，克什克腾旗法院已结214件

　　

　　土地纠纷案件中，判决案件47件，判决率为22%，调解结案81件，调解率为37.8%，撤诉案件86件，撤诉率为40.2%。

　　上述案件的主要特点是：

　　1、案件数量有所减少，但类型多样化。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矛盾主要集中在土地被国家征用或开发后，农村土地价值凸显;大量的农民工多年在外务工，多数将家庭承包土地转包、出租给他人经营，有的甚至将农村的房屋出卖给他人举家迁出，将承包土地转让给购房者经营，现在返乡后又要收回承包土地维持生计，导致农村土地纠纷案件上升势头迅猛，尤其是20xx年，案件大幅上升。20xx年后，案件数量有所递减，但类型日益呈现出多样性。

　　2、诉讼主体和法律关系日趋复杂。主要是承包土地的农民与所在村委会、嘎查之间、承包户家庭成员之间、同一地块的几个承包人之间、村委会、嘎查与流转租用人之间以及承包户与政府之间，部分纠纷存在多方当事人，案件既属合同纠纷又有侵权行为，还涉及行政行为，法律关系十分复杂。

　　3、引发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村民与村委会、嘎查之间履行承包合同引起的纠纷、离婚分割承包地引起的纠纷、未按程序发包或调整土地引起的纠纷，

　　

　　有因客观情况发生无法预料的重大变化致土地流转租金低廉诱发的纠纷、村委会、嘎查违法收回外出务工人员承包地引发的纠纷，有政府对同一地块向两人以上分别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引发的纠纷，农民工返乡潮引起的收回转让、转包、出租的承包地发生的纠纷等。

　　4、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和群体性上访事件。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其具有保障农民生存利益的功能。土地纠纷案件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敏感度高，纠纷中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需求错综复杂，农民群众情绪大，很容易激化矛盾，更易引发集体诉讼，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加之农民群众法律意识淡漠,一些群众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导致群体性上访事件时有发生。

　　二、克什克腾旗人民法院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难点及法律适用

　　（一）土地承包合同纠纷

　　1、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成因：

　　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多为以下原因引起：（1）法律和政策的变化引起的纠纷;（2）管理混乱引起的纠纷，例如土地权属界限不明确、

　　

　　土地大面积开发或层层转包引发;（3）村干部权利滥用引发的纠纷，主要表现在违法收回

　　农户承包地、违法调整农户承包地、不落实二轮承包政策、强迫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4）基层政府利用职权强行干预引发的纠纷，该类纠纷主要是村集体不经农户同意，将农户承包的土地擅自发包，或者基层政府不经村集体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强行发包属于村集体的土地;

　　（5）经济利益驱动，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土地发包初期没有提出异议或进行荒地开发时没有提出异议，后来经开发土地状况变好或种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土地承包者获得了较大利益，土地所有的村集体组织成员，因利益驱动心理不平衡产生纠纷;二是强行终止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因为近几年土地收益明显增加产生较大利润，村民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哄抢承包出去的土地种植，使土地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尤以本村以外人员为承包主体的居多。

　　2、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的热点、难点的问题及法律适用

　　（1）应如何认定和处理无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效力之争主要是争议承包合同的签订是否经过民主议定，即是否按照土地管理法、村民组织

　　

　　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对外发包土地时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未经此程序则合同无效。笔者认为：此类纠纷的提起，首先要审查主体资格，《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条已明确规定此类诉讼的主体资格，提起诉讼的原告属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被告为发包方，承包人作为第三人。对于如何从证据的角度确认是否经过民主议定，完善的做法是召开全村村民参加的村民大会或以户为代表参加大会，制作会议纪要，全体村民是否同意均签名摁手印所统计出来的人数这是最直接的无可争议的证据。而事实上在审判实践中，还是要根据案件本身全面系统地进行审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居住分散地处偏避或外出人员较多的地区，村组干部通过广播、集市或公告形式将承包的标的、条件公布于众，在招标期间集体成员对标的和发包条件未提出异议，就应视为一种认可。由此而形成的承包合同就应认定符合民主议定原则，确认合同有效。此种认识亦符合《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作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篇六：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赵文清

　　农村土改房屋是指在1951年依照《中国土地改革法》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房屋。此类房屋虽建成年代久远，房屋本身的价值有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房屋大都被列入了拆迁范围。拆迁政策的优惠条件使得房屋具有了大幅升值的空间，导致了此类房屋权属纠纷案件日益增加。由于农村土改房屋的权属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审理案件所必要的原始资料又因历史原因欠缺不齐，造成在认定农村土改房屋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和争议.为正确、及时审理房屋权属争议案件,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院对2005年一2006年10月以来审理的78件因拆迁引

　　起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特点1、房屋年代久远.土改房屋大都建成于建国前、建国初期.多数房屋的自然状况及其管理、使用情况、权属更迭情况变迁很大。房屋的书证资料有不少已经遗失湮灭，了解房屋权属状况的证人大都已故或年高体弱无法出庭作证。因此土改房屋权属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2、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大部分案件均是房屋产权、继承、析产等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通常还涉及过去法律、法规不健全年代的一些不规范的审批行为，大大增加了审理工作的难度。3、涉及当事人众多。土改房屋权属纠纷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或亲戚朋友之间。因过去年代的家庭人口一般较多,加之涉及继承，造成可能享有权利的当事人众多，且直系、旁系、血亲、姻亲等关系混杂在一起。在起诉时，部分权利人并未参加诉讼,造成案件通常需要追加多个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审理案件所需的周期较长。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所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分析。(一)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法律效力问题.土改房屋确权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当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土改房屋权属争议的诉讼中,因颁证年代久远,当事人大都无法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原件，用以证明土地房产权属的都是在档案管理部门查档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复印件。由于1951年的房产档案管理中尚无注销的制度，争议房屋的权属如果发生合法的变更登记，在原存根证上是没有注销记录的.因此，我们认为，此类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当然作为房产权属的凭证,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其效力.1、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未再换领产权证，房屋权属应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登记为准。土改确权一般以登记为准，因此一般应确认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了未超过原房屋建筑面积的翻、改建,但未经过相关批准，部分共有人对争议房屋的翻、改建可视为对原房屋的修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准。翻、改建的费用可由全体权利人分担.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翻、改建，并经过相关批准，领取了私房建筑执照并取得房屋的房产、土地证，则应当认为原房屋已经灭失，原宅基地已经批准用于新建房屋。在其它权利人不能举证证明翻建人是代表全体权利人进行新建房屋的情形下，原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存根不再具有效力，房屋权属归在1951年之后颁发的房产证记载的权利人所有。2、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又换领与土改登记相冲突的产权证时，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效力问题。无锡市在1989年左右对全市的农村宅基地房屋重新进行了普查与登记，并换发了相应的房产、土地证。由于1989年登记的权利人与土改登记的权利人往往是不一致的,如何正确认识两种权利凭证是审判实践中最感到困惑的问题。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1951年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对农村房屋进行的首次分配登记,房屋权属一般应以土改登记为准。1989年进行的房屋产权登记，属于换证行为,其确认新的权利人应当经过合法程序。

　　(1）1989年换证时，如果是以原土地房产证记载的所有共有人的分家析产协议为依据，对房屋进行权利登记，所确认的权利人应为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土地房产证已被合法变更登记。

　　（2）1989年换证时，仅以祖遗房屋为由部分共有权人或其它亲属领取房产证，应认为是部分共有权人代表全体权利人领取房产证或侵权行为，争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确权依据。

　　（3)争议房屋已经经过土改确认的共有权人的分家析产，但在1989年换证时未按析产协议领证，仍由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我们认为，如果分家析产协议已实际履行，即支付了归并款、分割了房屋、交付了房屋等，分家析产协议仍应是有效协议。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不是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否认，而应视为代表其他权利人领取产权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传统风俗和习惯，分家析产协议往往欠缺家庭成员中女儿的签名。这种协议是否因为欠缺共有人签名而导致无效,应慎重对待。在分家析产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当事人也能举证证明未签名的共有权人知晓分家一事而未表示异议的情形下，应认为未签名的共有权人对分家析产默示同意,维持协议的效力。

　　(二)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共有权人的认定问题。1950年11月25日中央内务部颁布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6条规定“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是合于现在农村经济情况的。但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开列在土地证上，不能只记户主一人姓名，以表明此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老幼)所共有。"因此，土改时，在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有姓名的全体家庭成员，包括只登记户主姓名但注明了家庭人口数，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都是房屋的共有人。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土改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无法提供记载有家庭成员姓名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当事人提交的存根件上仅记载有户主姓名和家庭人口数。如何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也是此类诉讼中的难点。

　　我国在1951年尚未实行户籍登记制度，现存有据可查的户籍资料是1955年登记档案.如果教条地要求当事人提供1951年的户籍资料来说明土改时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在审判实践中，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及姓名。如双方无异议的家庭成员出生年代均在1951年之前,当事人可以提供的1955年户籍登记情况又与双方当事人的自认无矛盾之处，则可以按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家庭成员作为争议房屋的共有权人。如双方当事人无法确认相一致的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则可要求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对各自的主张举证.法官可根据其它旁证材料，以当事人主张的家庭成员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合乎风俗习惯为标准，判断当事人主张在数之内家庭成员的合理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数之外的家庭成员也存在可被酌情认定对土改房屋享有共有权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6）民他字第6号《关于土改后不久被收养的子女能否参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遗房产的批复》精神,土改后不久出生的子女或养子女,长期管理、居住使用土改前祖遗房产,且无其他住处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认其享有产权并参加析产。最高院的批复对“土改后不久”时间段未有明确规定，依照省高院1994年《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土改后不久”时间段应掌握在五年之内。

　　（三）涉及拆迁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标的物的确认问题。房屋权属纠纷的确权标的当然是争议房屋，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特殊之外在于有些争议房屋已经被有关部门拆除，有些房屋虽未拆除,但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发生房屋权属纠纷后，当事人往往以房屋尚未确权，阻挠拆迁,甚至向法院申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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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讼保全，要求保全房屋、暂缓拆迁。为保障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避免对拆迁进展的负面影响，应正确认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标的物性质。

　　我们认为，依照国家相关政策进行的房屋拆迁安置，是合法行为，争议房屋被拆除并不代表房屋的毁损、灭失,争议房屋的权利依然存在。因争议房屋的权属纠纷与争议房屋的拆迁安置纠纷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诉讼中，确认争议标的,应区分不同情况:

　　1、争议房屋列入拆迁范围，但尚未拆除的，尚未签订安置协议的,确权标的当然是房屋.由于房屋是否拆除，并不影响此类房屋权利归属的确认,考虑到权属纠纷诉讼周期较长，而拆迁工作也有较强的紧迫性,对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有关拆迁部门暂缓拆除房屋的，一般不应予以准许。是否拆除房屋由拆迁部门按照相关拆迁政决定.对当事人申请暂缓安置房屋的分配、交付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要求相关部门协助执行，以避免错误安置带来新的纠纷。

　　2、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已经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但尚未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因无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确权的标的仍应是被拆除的房屋。房屋的不存在，不影响确认之诉的进行，当事人仍享有以被拆除房屋的合法权利人身份向有关部门主张安置的权利.

　　3、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且也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这是在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种情形。有观点认为，争议房屋已被拆除,且亦交付了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原房屋的一切权利均不存在,应当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

　　首先，房屋权属关系与拆迁补偿安置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必然涉及对安置协议合法性的审查.如果确权结果是房屋的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所有权人发生了变化，则安置协议是否有效已经存有疑义，直接对安置房屋确权失去了法律基础。

　　其次，在拆迁补偿安置关系中，原房屋与安置房并不是简单的一等一的置换关系或赔偿关系。依照拆迁政策,当事人对安置方式有多种选择，当事人也可放弃部分安置权利。同时，依照拆迁政策，在增加共有权人或权利人变更的情形下,拆迁人也可能存在应增加安置房屋的义务.由于原安置协议不是房屋真正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直接以安置房屋为确权标的，则可能会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再次，拆迁安置协议一经签订，就是协议载明的被拆迁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合法依据，在该协议未经正当程序被宣告无效或撤销之前，法院可否直接变更安置房的权利人，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认为，在安置房屋已经交付的情形下，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对安置协议无争议，同意接受安置方案的，法院可以依照被拆迁房屋的权利归属直接对安置房屋进行确权。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不接受安置协议，仅要求对原房屋确权的，法院仍应以原房屋为确权标的，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判决确认的房屋权利人向拆迁人主张权利的，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处理.当然，拆迁人如果是善意、有偿与原被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一般应当维持原安置协议的效力，以维护拆迁工作的严肃和有序。至于真正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害可以通过要求擅自处分他人或共有人财产的侵权人赔偿损失的方式获得救济。

　　(四)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认定问题.土改房屋权属纠纷通常是与继承纠纷并存的,其中涉及的收养关系多数是在收养法实施前形成的事实收养，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也是此类纠纷中的难点。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作出的《关于关于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间是否已事实解除收养关系的复函》中指出“一九三七年王青芸两岁时被其伯父王在起、许秀英夫妇收养，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这一收养事实为亲戚、朋友，当地群众、基层组织所承认，应依法予以保护"，“双方未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公开解除收养关系……以认定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的收养关系未事实解除为妥".根据批复的精神，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应具备下列条件：

　　1、当事人之间须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即当事人之间以父母子女的身份长期发生抚养或赡养的生活关系.具体可表现为当事人相互间都公开承认养父母子女关系，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的称谓，或子女随父母姓氏，或有收养文书、或申报户口登记等。一般应以“长期共同生活"为确认事实收养的依据。

　　2、须有群众和亲友的公认。即群众和亲友公认当事人之间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最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的就是当事人的亲友和乡邻,他们的看法对确定当事人间的关系性质的重要证据之一。

　　3、须有基层组织的承认。基层组织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负责当地群众的日常事务管理，对当事人间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性质有清楚的了解.基层组织的承认是确定当事人间关系性质的主要证据。

　　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是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解除。在事实收养关系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又因各种原因，做出一些行为,如将双方户籍分开、养子女迁回亲生父母处居住、双方在各自档案中不再填写收养关系等。是否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已经以行为表明解除收养关系?收养关系是拟制血亲关系，可因当事人的协议而成立，也可因双方的协议而解除。1992年实施的收养法的规定也强调了收养关系的协议性质。收养法规定了解除收养关系的两种方式,一是依当事人协议而解除，二是依当事人一方的要求以诉讼方式解除。可见立法所强调的是收养关系因协议产生，也因协议解除，协议不成的，须以诉讼方式解除。不认可所谓的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某些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行为而事实解除收养关系.所以,在认定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双方是否解除收养关系时，应当参照现行立法的精神及收养的实质,强调以当事人双方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形式公开解除为标准。

　　（五)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诉讼时效问题.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有两种情况：1、1989年换证时的公告时间是否应认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1989年对土改房屋进行换证时，通常是经过了公告程序的,被告因此抗辩原告应当在公告之时知道权利被侵害，原告迟至现在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我们认为，颁发房屋产权证之前的公告,是颁证机关为保证颁证的正确性，对拟颁证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布,征求利害关系人或其他人的异议、意见的行为。这种公告不具有已将房屋产权情况告知全体利害关系人的法定效力。简单地将公告时间认定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应证明原告知晓公告且无异议。2、关于继承的诉讼时效规定与《民法通则》中诉讼时效规定的适用对象问题。《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民法通则》第135条、137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二者规定的差异之处在于两种诉讼时效期限的起算日期是不同的,继承的20年时效是自继承之日起计算，《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是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继承法》是1985年颁布生效的,《民法通则》是1987年施行的。对《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后怎么适用这两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作出了司法解释：“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上述司法解释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包括明确表示继承和视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不适用继承法关于继承权的诉讼时效,而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共同共有所有权保护的诉讼时效。第二，在继承权被侵害时提起继承诉讼时，应适用《继承法》第8条关于2年或20年的诉讼时效规定。

　　在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遇到的继承大都属于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之情形,有关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也遇到过特别的情形，即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分割遗产,但遗产已被非继承人占有取得(侵权未超过二十年）。继承人在继承开始（被继承人死亡之日）二十年之后，才提起确权诉讼。这种纠纷是属于继承权纠纷还是侵权纠纷,适用何种诉讼时效规定,在实践中做法不一。我们认为，继承权纠纷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纠纷的一种类型，《继承法》与《民法通则》对这种侵权纠纷规定了两种不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给审判实践带来了混乱。从法理角度来讲,《继承法》是民法中的单行法，不得违背基本法,同时，《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在《继承法》之后，其基本原则应视为对前法与之矛盾之处的修正。从实践角度来讲,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二十年才知道权利被他人侵犯，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不得再提起诉讼，实际上剥夺了房屋继承权人法定的、正当的、合理的权利。

　　

　　

篇七：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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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文清

　　农村土改房屋是指在1951年依照《中国土地改革法》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房屋。此类房屋虽建成年代久远，房屋本身的价值有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房屋大都被列入了拆迁围。拆迁政策的优惠条件使得房屋具有了大幅升值的空间，导致了此类房屋权属纠纷案件日益增加。由于农村土改房屋的权属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审理案件所必要的原始资料又因历史原因欠缺不齐，造成在认定农村土改房屋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和争议。为正确、及时审理房屋权属争议案件，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院对2005年一2006年10月以来审理的78件因拆迁引起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

　　调研。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特点1、房屋年代久远。土改房屋大都建成于建国前、建国初期。多数房屋的自然状况及其管理、使用情况、权属更迭情况变迁很大。房屋的书证资料有不少已经遗失湮灭，了解房屋权属状况的证人大都已故或年高体弱无法出庭作证。因此土改房屋权属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2、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大部分案件均是房屋产权、继承、析产等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通常还涉及过去法律、法规不健全年代的一些不规的审批行为，大大增加了审理工作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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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涉及当事人众多。土改房屋权属纠纷大多发生在家庭部成员或亲

　　戚朋友之间。因过去年代的家庭人口一般较多，加之涉及继承，造成可能享有权利的当事人众多，且直系、旁系、血亲、姻亲等关系混杂在一起。在起诉时，部分权利人并未参加诉讼，造成案件通常需要追加多个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审理案件所需的周期较长。

　　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所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分析。

　　（一）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法律效力问题。

　　土改房屋确权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当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土改房屋权属争议的诉讼中，因颁证年代久远，当事人大都无法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原件，用以证明土地房产权属的都是在档案管理部门查档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复印件。由于1951年的房产档案管理无注销的制度，争议房屋的权属如果发生合法的变更登记，在原存根证上是没有注销记录的。因此，我们认为，此类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当然作为房产权属的凭证，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其效力。

　　1、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未再换领产权证，房屋权属应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登记为准。土改确权一般以登记为准，因此一般应确认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了未超过原房屋建筑面积的翻、改建，但未经过相关批准，部分共有人对争议房屋的翻、改建可视为对原房屋的修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准。翻、改建的费用可由全体权利人分担。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翻、改建，并经过相关批准，领取了私房建筑执照并取得房屋的房产、土地证，则应当认为原房屋已经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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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宅基地已经批准用于新建房屋。在其它权利人不能举证证明翻建人是代表全体权利人进行新建房屋的情形下，原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存根不再具有效力，房屋权属归在1951年之后颁发的房产证记载的权利人所有。

　　2、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又换领与土改登记相冲突的产权证时，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效力问题。

　　市在1989年左右对全市的农村宅基地房屋重新进行了普查与登记，并换发了相应的房产、土地证。由于1989年登记的权利人与土改登记的权利人往往是不一致的，如何正确认识两种权利凭证是审判实践中最感到困惑的问题。

　　1951年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对农村房屋进行的首次分配登记，房屋权属一般应以土改登记为准。1989年进行的房屋产权登记，属于换证行为，其确认新的权利人应当经过合法程序。

　　(1)1989年换证时，如果是以原土地房产证记载的所有共有人的分家析产协议为依据，对房屋进行权利登记，所确认的权利人应为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土地房产证已被合法变更登记。

　　(2)1989年换证时，仅以祖遗房屋为由部分共有权人或其它亲属领取房产证，应认为是部分共有权人代表全体权利人领取房产证或侵权行为，争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确权依据。

　　(3)争议房屋已经经过土改确认的共有权人的分家析产，但在1989年换证时未按析产协议领证，仍由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我们认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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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分家析产协议已实际履行，即支付了归并款、分割了房屋、交付了房

　　屋等，分家析产协议仍应是有效协议。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不是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否认，而应视为代表其他权利人领取产权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传统风俗和习惯，分家析产协议往往欠缺家庭成员中女

　　儿的签名。这种协议是否因为欠缺共有人签名而导致无效，应慎重对待。在分家析产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当事人也能举证证明未签名的共有权人知晓分家一事而未表示异议的情形下，应认为未签名的共有权人对分家析产默示同意，维持协议的效力。

　　（二）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共有权人的认定问题。

　　1950年11月25日中央务部颁布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6条规定“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是合于现在农村经济情况的。但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开列在土地证上，不能只记户主一人，以表明此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老幼）所共有。”因此，土改时，在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有的全体家庭成员，包括只登记户主但注明了家庭人口数，在数之的家庭成员，都是房屋的共有人。

　　土改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无法提供记载有家

　　庭成员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当事人提交的存根件上仅记载有户主和家庭人口数。如何确认在数之的家庭成员，也是此类诉讼中的难点。

　　我国在1951年尚未实行户籍登记制度，现存有据可查的户籍资料是

　　1955年登记档案。如果教条地要求当事人提供1951年的户籍资料来说明土改时在数之的家庭成员，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在审判实践中，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确认在数之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及。如双方无异议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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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成员出生年代均在1951年之前，当事人可以提供的1955年户籍登记情况又与双方当事人的自认无矛盾之处，则可以按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家庭成员作为争议房屋的共有权人。如双方当事人无法确认相一致的在数之的家庭成员，则可要求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对各自的主举证。法官可根据其它旁证材料，以当事人主的家庭成员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合乎风俗习惯为标准，判断当事人主在数之家庭成员的合理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数之外的家庭成员也存在可被酌情认定对土改房屋享有共有权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6）民他字第6号《关于土改后不久被收养的子女能否参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遗房产的批复》精神，土改后不久出生的子女或养子女，长期管理、居住使用土改前祖遗房产，且无其他住处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认其享有产权并参加析产。最高院的批复对“土改后不久”时间段未有明确规定，依照省高院1994年《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土改后不久”时间段应掌握在五年之。

　　（三）涉及拆迁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标的物的确认问题。房屋权属纠纷的确权标的当然是争议房屋，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特殊之外在于有些争议房屋已经被有关部门拆除，有些房屋虽未拆除，但已被列入拆迁围。发生房屋权属纠纷后，当事人往往以房屋尚未确权，阻挠拆迁，甚至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要求保全房屋、暂缓拆迁。为保障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避免对拆迁进展的负面影响，应正确认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标的物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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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依照国家相关政策进行的房屋拆迁安置，是合法行为，争

　　议房屋被拆除并不代表房屋的毁损、灭失，争议房屋的权利依然存在。

　　因争议房屋的权属纠纷与争议房屋的拆迁安置纠纷属两个不同的法律

　　关系，在诉讼中，确认争议标的，应区分不同情况：

　　1、争议房屋列入拆迁围，但尚未拆除的，尚未签订安置协议的，确

　　权标的当然是房屋。由于房屋是否拆除，并不影响此类房屋权利归属

　　的确认，考虑到权属纠纷诉讼周期较长，而拆迁工作也有较强的紧迫性，

　　对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有关拆迁部门暂缓拆除房屋的，一般不应

　　予以准许。是否拆除房屋由拆迁部门按照相关拆迁政决定。对当事人申

　　请暂缓安置房屋的分配、交付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要求相关部门协助

　　执行，以避免错误安置带来新的纠纷。

　　2、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已经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但

　　尚未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因无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确权的标的仍

　　应是被拆除的房屋。房屋的不存在，不影响确认之诉的进行，当事人仍

　　享有以被拆除房屋的合法权利人身份向有关部门主安置的权利。

　　3、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且也交

　　付具体安置房屋的。这是在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种情形。有观点认为，

　　争议房屋已被拆除，且亦交付了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原房屋的一切

　　权利均不存在，应当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对此，我们持有不

　　同意见。

　　首先，房屋权属关系与拆迁补偿安置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

　　系。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必然涉及对安置协议合法性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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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确权结果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发生了变化，则安置协议是否有效已经

　　存有疑义，直接对安置房屋确权失去了法律基础。

　　其次，在拆迁补偿安置关系中，原房屋与安置房并不是简单的一等一

　　的置换关系或赔偿关系。依照拆迁政策，当事人对安置方式有多种选择，

　　当事人也可放弃部分安置权利。同时，依照拆迁政策，在增加共有权人

　　或权利人变更的情形下，拆迁人也可能存在应增加安置房屋的义务。由

　　于原安置协议不是房屋真正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直接以安置房屋为

　　确权标的，则可能会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再次，拆迁安置协议一经签订，就是协议载明的被拆迁人取得房屋所

　　有权的合法依据，在该协议未经正当程序被宣告无效或撤销之前，法院

　　可否直接变更安置房的权利人，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认为，在安置房屋已经交付的情形下，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

　　人对安置协议无争议，同意接受安置方案的，法院可以依照被拆迁房屋

　　的权利归属直接对安置房屋进行确权。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不

　　接受安置协议，仅要求对原房屋确权的，法院仍应以原房屋为确权标的，

　　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判决确认的房屋权利人向拆迁人主权利的，属

　　于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处理。当然，拆迁人如果是善意、有偿与

　　原被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一般应当维持原安置协议的效力，以维护拆

　　迁工作的严肃和有序。至于真正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害可以通过要求擅自

　　处分他人或共有人财产的侵权人赔偿损失的方式获得救济。

　　（四）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认定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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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改房屋权属纠纷通常是与继承纠纷并存的，其中涉及的收养关系多

　　数是在收养法实施前形成的事实收养，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也是此类纠纷中的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作出的《关于关于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间是否已事实解除收养关系的复函》中指出“一九三七年王青芸两岁时被其伯父王在起、许秀英夫妇收养，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这一收养事实为亲戚、朋友，当地群众、基层组织所承认，应依法予以保护”，“双方未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公开解除收养关系……以认定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的收养关系未事实解除为妥”。根据批复的精神，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应具备下列条件：

　　1、当事人之间须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即当事人之间以父母子女的身

　　份长期发生抚养或赡养的生活关系。具体可表现为当事人相互间都公开承认养父母子女关系，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的称谓，或子女随父母姓氏，或有收养文书、或申报户口登记等。一般应以“长期共同生活”为确认事实收养的依据。

　　2、须有群众和亲友的公认。即群众和亲友公认当事人之间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最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的就是当事人的亲友和乡邻，他们的看法对确定当事人间的关系性质的重要证据之一。

　　3、须有基层组织的承认。基层组织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负责当地群众的日常事务管理，对当事人间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性质有清楚的了解。基层组织的承认是确定当事人间关系性质的主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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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是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解除。在事实收养关系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又因各种原因，做出一些行为，如将双方户籍分开、养子女迁回亲生父母处居住、双方在各自档案中不再填写收养关系等。是否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已经以行为表明解除收养关系？收养关系是拟制血亲关系，可因当事人的协议而成立，也可因双方的协议而解除。1992年实施的收养法的规定也强调了收养关系的协议性质。收养法规定了解除收养关系的两种方式，一是依当事人协议而解除，二是依当事人一方的要求以诉讼方式解除。可见立法所强调的是收养关系因协议产生，也因协议解除，协议不成的，须以诉讼方式解除。不认可所谓的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某些行为而事实解除收养关系。所以，在认定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双方是否解除收养关系时，应当参照现行立法的精神及收养的实质，强调以当事人双方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形式公开解除为标准。

　　（五）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诉讼时效问题。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有两种情况：1、1989年换证时的公告时间是否应认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1989年对土改房屋进行换证时，通常是经过了公告程序的，被告因此抗辩原告应当在公告之时知道权利被侵害，原告迟至现在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我们认为，颁发房屋产权证之前的公告，是颁证机关为保证颁证的正确性，对拟颁证的情况在一定围向社会公布，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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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关系人或其他人的异议、意见的行为。这种公告不具有已将房屋产权情况告知全体利害关系人的法定效力。简单地将公告时间认定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应证明原告知晓公告且无异议。

　　2、关于继承的诉讼时效规定与《民法通则》中诉讼时效规定的适用对象问题。

　　《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民法通则》第135条、137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二者规定的差异之处在于两种诉讼时效期限的起算日期是不同的，继承的20年时效是自继承之日起计算，《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是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继承法》是1985年颁布生效的，《民法通则》是1987年施行的。对《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后怎么适用这两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作出了司法解释：“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上述司法解释有两方面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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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包括明确表示继承和视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不适用继承法关于继承权的诉讼时效，而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共同共有所有权保护的诉讼时效。第二，在继承权被侵害时提起继承诉讼时，应适用《继承法》第8条关于2年或20年的诉讼时效规定。

　　在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遇到的继承大都属于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之情形，有关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也遇到过特别的情形，即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分割遗产，但遗产已被非继承人占有取得（侵权未超过二十年）。继承人在继承开始（被继承人死亡之日）二十年之后，才提起确权诉讼。这种纠纷是属于继承权纠纷还是侵权纠纷，适用何种诉讼时效规定，在实践中做法不一。我们认为，继承权纠纷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纠纷的一种类型，《继承法》与《民法通则》对这种侵权纠纷规定了两种不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给审判实践带来了混乱。从法理角度来讲，《继承法》是民法中的单行法，不得违背基本法，同时，《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在《继承法》之后，其基本原则应视为对前法与之矛盾之处的修正。从实践角度来讲，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二十年才知道权利被他人侵犯，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不得再提起诉讼，实际上剥夺了房屋继承权人法定的、正当的、合理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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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赵文清

　　农村土改房屋是指在1951年依照《中国土地改革法》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房屋。此类房屋虽建成年代久远，房屋本身的价值有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房屋大都被列入了拆迁范围.拆迁政策的优惠条件使得房屋具有了大幅升值的空间,导致了此类房屋权属纠纷案件日益增加。由于农村土改房屋的权属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审理案件所必要的原始资料又因历史原因欠缺不齐，造成在认定农村土改房屋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和争议。为正确、及时审理房屋权属争议案件，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院对2005年一2006年10月以来审理的78件因拆迁引起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

　　调研。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特点1、房屋年代久远.土改房屋大都建成于建国前、建国初期。多数房屋的自然状况及其管理、使用情况、权属更迭情况变迁很大。房屋的书证资料有不少已经遗失湮灭，了解房屋权属状况的证人大都已故或年高体弱无法出庭作证.因此土改房屋权属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2、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大部分案件均是房屋产权、继承、析产等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通常还涉及过去法律、法规不健全年代的一些不规范的审批行为,大大增加了审理工作的难度。

　　3、涉及当事人众多。土改房屋权属纠纷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或亲戚朋友之间。因过去年代的家庭人口一般较多，加之涉及继承，造成可能享有权利的当事人众多,且直系、旁系、血亲、姻亲等关系混杂在一起。在起诉时,部分权利人并未参加诉讼，造成案件通常需要追加多个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审理案件所需的周期较长。

　　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所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分析。（一）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法律效力问题。土改房屋确权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当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土改房屋权属争议的诉讼中，因颁证年代久远,当事人大都无法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原件，用以证明土地房产权属的都是在档案管理部门查档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复印件。由于1951年的房产档案管理中尚无注销的制度，争议房屋的权属如果发生合法的变更登记，在原存根证上是没有注销记录的。因此，我们认为,此类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当然作为房产权属的凭证，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其效力.1、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未再换领产权证，房屋权属应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登记为准。土改确权一般以登记为准,因此一般应确认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了未超过原房屋建筑面积的翻、改建,但未经过相关批准，部分共有人对争议房屋的翻、改建可视为对原房屋的修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准.翻、改建的费用可由全体权利人分担。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翻、改建，并经过相关批准，领取了私房建筑执照并取得房屋的房产、土地证，则应当认为原房屋已经灭失,原宅基

　　地已经批准用于新建房屋。在其它权利人不能举证证明翻建人是代表全体权利人进行新建房屋的情形下，原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存根不再具有效力,房屋权属归在1951年之后颁发的房产证记载的权利人所有。

　　2、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又换领与土改登记相冲突的产权证时，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效力问题。

　　无锡市在1989年左右对全市的农村宅基地房屋重新进行了普查与登记，并换发了相应的房产、土地证。由于1989年登记的权利人与土改登记的权利人往往是不一致的，如何正确认识两种权利凭证是审判实践中最感到困惑的问题。

　　1951年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对农村房屋进行的首次分配登记,房屋权属一般应以土改登记为准。1989年进行的房屋产权登记，属于换证行为，其确认新的权利人应当经过合法程序。

　　（1)1989年换证时，如果是以原土地房产证记载的所有共有人的分家析产协议为依据，对房屋进行权利登记，所确认的权利人应为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土地房产证已被合法变更登记。

　　（2)1989年换证时，仅以祖遗房屋为由部分共有权人或其它亲属领取房产证，应认为是部分共有权人代表全体权利人领取房产证或侵权行为,争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确权依据。

　　（3)争议房屋已经经过土改确认的共有权人的分家析产，但在1989年换证时未按析产协议领证，仍由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我们认为，如果分家析产协议已实际履行，即支付了归并款、分割了房屋、交付了房

　　屋等,分家析产协议仍应是有效协议。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不是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否认,而应视为代表其他权利人领取产权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传统风俗和习惯，分家析产协议往往欠缺家庭成员中女儿的签名。这种协议是否因为欠缺共有人签名而导致无效，应慎重对待。在分家析产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当事人也能举证证明未签名的共有权人知晓分家一事而未表示异议的情形下,应认为未签名的共有权人对分家析产默示同意，维持协议的效力。

　　（二）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共有权人的认定问题。1950年11月25日中央内务部颁布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6条规定“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是合于现在农村经济情况的.但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开列在土地证上，不能只记户主一人姓名,以表明此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老幼)所共有。”因此，土改时，在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有姓名的全体家庭成员，包括只登记户主姓名但注明了家庭人口数，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都是房屋的共有人。土改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无法提供记载有家庭成员姓名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当事人提交的存根件上仅记载有户主姓名和家庭人口数。如何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也是此类诉讼中的难点.我国在1951年尚未实行户籍登记制度,现存有据可查的户籍资料是1955年登记档案。如果教条地要求当事人提供1951年的户籍资料来说明土改时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在审判实践中，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及姓名。如双方无

　　异议的家庭成员出生年代均在1951年之前，当事人可以提供的1955年户籍登记情况又与双方当事人的自认无矛盾之处，则可以按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家庭成员作为争议房屋的共有权人。如双方当事人无法确认相一致的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则可要求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对各自的主张举证.法官可根据其它旁证材料，以当事人主张的家庭成员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合乎风俗习惯为标准,判断当事人主张在数之内家庭成员的合理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数之外的家庭成员也存在可被酌情认定对土改房屋享有共有权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6）民他字第6号《关于土改后不久被收养的子女能否参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遗房产的批复》精神，土改后不久出生的子女或养子女,长期管理、居住使用土改前祖遗房产,且无其他住处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认其享有产权并参加析产。最高院的批复对“土改后不久”时间段未有明确规定，依照省高院1994年《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土改后不久”时间段应掌握在五年之内.

　　（三）涉及拆迁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标的物的确认问题.房屋权属纠纷的确权标的当然是争议房屋，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特殊之外在于有些争议房屋已经被有关部门拆除，有些房屋虽未拆除，但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发生房屋权属纠纷后，当事人往往以房屋尚未确权，阻挠拆迁,甚至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要求保全房屋、暂缓拆迁。为保障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避免对拆迁进展的负面影响，应正确认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标的物性质。

　　我们认为，依照国家相关政策进行的房屋拆迁安置，是合法行为，争议房屋被拆除并不代表房屋的毁损、灭失，争议房屋的权利依然存在。因争议房屋的权属纠纷与争议房屋的拆迁安置纠纷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诉讼中，确认争议标的，应区分不同情况：

　　1、争议房屋列入拆迁范围，但尚未拆除的，尚未签订安置协议的，确权标的当然是房屋。由于房屋是否拆除,并不影响此类房屋权利归属的确认,考虑到权属纠纷诉讼周期较长，而拆迁工作也有较强的紧迫性，对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有关拆迁部门暂缓拆除房屋的，一般不应予以准许。是否拆除房屋由拆迁部门按照相关拆迁政决定。对当事人申请暂缓安置房屋的分配、交付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要求相关部门协助执行,以避免错误安置带来新的纠纷。

　　2、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已经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但尚未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因无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确权的标的仍应是被拆除的房屋。房屋的不存在,不影响确认之诉的进行，当事人仍享有以被拆除房屋的合法权利人身份向有关部门主张安置的权利。

　　3、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且也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这是在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种情形.有观点认为，争议房屋已被拆除，且亦交付了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原房屋的一切权利均不存在，应当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

　　首先,房屋权属关系与拆迁补偿安置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必然涉及对安置协议合法性的审查.如果

　　确权结果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发生了变化，则安置协议是否有效已经存有疑义，直接对安置房屋确权失去了法律基础。

　　其次，在拆迁补偿安置关系中，原房屋与安置房并不是简单的一等一的置换关系或赔偿关系。依照拆迁政策，当事人对安置方式有多种选择，当事人也可放弃部分安置权利.同时，依照拆迁政策,在增加共有权人或权利人变更的情形下，拆迁人也可能存在应增加安置房屋的义务。由于原安置协议不是房屋真正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直接以安置房屋为确权标的,则可能会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再次，拆迁安置协议一经签订，就是协议载明的被拆迁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合法依据，在该协议未经正当程序被宣告无效或撤销之前，法院可否直接变更安置房的权利人，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认为，在安置房屋已经交付的情形下，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对安置协议无争议，同意接受安置方案的，法院可以依照被拆迁房屋的权利归属直接对安置房屋进行确权。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不接受安置协议，仅要求对原房屋确权的,法院仍应以原房屋为确权标的，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判决确认的房屋权利人向拆迁人主张权利的,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处理。当然，拆迁人如果是善意、有偿与原被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一般应当维持原安置协议的效力，以维护拆迁工作的严肃和有序。至于真正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害可以通过要求擅自处分他人或共有人财产的侵权人赔偿损失的方式获得救济。

　　(四）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认定问题。

　　土改房屋权属纠纷通常是与继承纠纷并存的，其中涉及的收养关系多数是在收养法实施前形成的事实收养，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也是此类纠纷中的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作出的《关于关于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间是否已事实解除收养关系的复函》中指出“一九三七年王青芸两岁时被其伯父王在起、许秀英夫妇收养，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这一收养事实为亲戚、朋友，当地群众、基层组织所承认,应依法予以保护”，“双方未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公开解除收养关系……以认定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的收养关系未事实解除为妥"。根据批复的精神，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应具备下列条件:

　　1、当事人之间须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即当事人之间以父母子女的身份长期发生抚养或赡养的生活关系。具体可表现为当事人相互间都公开承认养父母子女关系,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的称谓，或子女随父母姓氏，或有收养文书、或申报户口登记等。一般应以“长期共同生活”为确认事实收养的依据。

　　2、须有群众和亲友的公认。即群众和亲友公认当事人之间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最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的就是当事人的亲友和乡邻，他们的看法对确定当事人间的关系性质的重要证据之一。

　　3、须有基层组织的承认.基层组织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负责当地群众的日常事务管理，对当事人间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性质有清楚的了解。基层组织的承认是确定当事人间关系性质的主要证据。

　　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是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解除.在事实收养关系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又因各种原因,做出一些行为，如将双方户籍分开、养子女迁回亲生父母处居住、双方在各自档案中不再填写收养关系等。是否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已经以行为表明解除收养关系?收养关系是拟制血亲关系，可因当事人的协议而成立，也可因双方的协议而解除。1992年实施的收养法的规定也强调了收养关系的协议性质。收养法规定了解除收养关系的两种方式,一是依当事人协议而解除,二是依当事人一方的要求以诉讼方式解除。可见立法所强调的是收养关系因协议产生，也因协议解除，协议不成的,须以诉讼方式解除。不认可所谓的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某些行为而事实解除收养关系。所以，在认定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双方是否解除收养关系时，应当参照现行立法的精神及收养的实质，强调以当事人双方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形式公开解除为标准.

　　（五）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诉讼时效问题.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有两种情况:1、1989年换证时的公告时间是否应认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1989年对土改房屋进行换证时,通常是经过了公告程序的，被告因此抗辩原告应当在公告之时知道权利被侵害,原告迟至现在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我们认为，颁发房屋产权证之前的公告，是颁证机关为保证颁证的正确性，对拟颁证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布，征

　　求利害关系人或其他人的异议、意见的行为.这种公告不具有已将房屋产权情况告知全体利害关系人的法定效力。简单地将公告时间认定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应证明原告知晓公告且无异议。

　　2、关于继承的诉讼时效规定与《民法通则》中诉讼时效规定的适用对象问题。

　　《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民法通则》第135条、137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二者规定的差异之处在于两种诉讼时效期限的起算日期是不同的，继承的20年时效是自继承之日起计算，《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是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继承法》是1985年颁布生效的，《民法通则》是1987年施行的。对《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后怎么适用这两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作出了司法解释：“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上述司法解释有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包括明确表示继承和视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不适用继承法关于继承权的诉讼时效，而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共同共有所有权保护的诉讼时效。第二，在继承权被侵害时提起继承诉讼时，应适用《继承法》第8条关于2年或20年的诉讼时效规定。

　　在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遇到的继承大都属于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之情形，有关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也遇到过特别的情形,即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分割遗产,但遗产已被非继承人占有取得（侵权未超过二十年)。继承人在继承开始（被继承人死亡之日)二十年之后，才提起确权诉讼。这种纠纷是属于继承权纠纷还是侵权纠纷，适用何种诉讼时效规定，在实践中做法不一。我们认为，继承权纠纷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纠纷的一种类型，《继承法》与《民法通则》对这种侵权纠纷规定了两种不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给审判实践带来了混乱。从法理角度来讲,《继承法》是民法中的单行法，不得违背基本法，同时,《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在《继承法》之后，其基本原则应视为对前法与之矛盾之处的修正。从实践角度来讲，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二十年才知道权利被他人侵犯，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不得再提起诉讼,实际上剥夺了房屋继承权人法定的、正当的、合理的权利.

　　

　　

篇九：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要切实做到公开公正通过程序公正确保案件实体公正尤其在案件处理结果上要体现出公平正三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几个问题农民拥有法律赋予的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定承包期限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法调整和收回土地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流转承包地不得非法侵占农民承包地对没有具体法律政策为审理依据的土地纠纷案件应当从维护承包人合法权益出发根据现有法律和政策的基本精神妥善处理

　　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审理情况调查报告

　　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审理情况调查报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一项惠及广大农民的民心工程。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农民和农业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依靠土地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在新形势下地位更加重要。江北区属重庆市主城区之一，辖9街3镇，除鱼嘴、复盛、五宝三个农业镇外，其它街道包含有部分农村。辖区农村地处城市周边，农村土地开发、流转频繁，伴随而来的是涉及农村土地承包、调整、流转、开发建设等方面的纠纷案件迅速增多。开展农村土地纠纷案件专题调研，分析审理农村土地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审判经验，对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更加妥善地审理好农民土地纠纷案件，增强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实效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城郊农村土地开发日趋活跃，由此引发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已经成为法院审理的重点和难点案件之一。20xx年至20xx年5月，我院受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26件。其中20xx年3件；20xx年5件；20xx年6件；20xx年1-5月12件。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是与农民对土地的重视程度，农民的法律意识，国家土地法律政策的调整，土地价值提升相关联的。

　　（一）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是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特别是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土地价值凸显，土地纠纷案件上升势头迅猛。仅今年前5个月，我院受理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就占到近三年来同类案件的46.2%。二是案件类型日益呈现出多样性。20xx年以前的案件，矛盾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土地被国家开发征用后，土地补偿金、安置费、青苗和附着物补偿费分配方面，20xx年以后，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违规收回土地、离婚分割承包地等类型的案件不断增多。三是诉讼主体和法律关系日趋复杂。20xx年以前的土地纠纷案件诉讼主体单一，主要是作为土地承包者的农民与所在村社，20xx年以来逐步扩展到承包户

　　家庭成员之间、承包人之间、村社与流转租用人之间，部分案件存在原、被告和第三人等多方当事人。案件既是合同纠纷又有侵权行为，法律关系也更加复杂。四是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和集体性上访事件。大规模开发征占农业用地，影响众多农民的切身利益，容易引发集体诉讼。这类案件牵涉面广，案件的复杂疑难程度和社会影响大，稍有不慎容易导致群体性上访事件。

　　（二）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五种情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侵权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以及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引起的纠纷，这是法律上比较宏观的划分。从我院受理案件情况分析，土地纠纷案件主要表现为以下七种具体类型：

　　1.村民之间转包土地引发的纠纷。法律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依法采取转包方式流转。农民把自己的承包土地转包给其他村民耕种，在履行转包协议中发生矛盾，双方不能协调一致，诉请法院解决。这类案件从争议根源来看又表现出多样性。一是因转包地被开发或出租后补偿费归属问题发生矛盾。转包土地被开发或租用后，土地补偿费、青苗费、附着物赔偿费归原承包人所有或是归现耕种人享有，双方莫衷一是，基层组织又协调不了。二是在转包土地上种植特定作物引起纠纷。村民之间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后，转包方在地上种植花木、经济作物等，引起原承包人不满。原承包人见效益较好，想提前收回土地，便以影响土地肥力为由，阻止转包人在该耕地上种植经济作物和绿化树木，双方发生纠纷。原承包户要求解除转包协议，收回承包地。

　　2.村民与村社之间履行特殊承包合同引起的纠纷。一是承包人拒不给付承包费产生纠纷。村民承包集体所有的鱼塘等，在合同履行中，承包户以村社提供的鱼塘不符合使用条件,自己未获得预期收益为由，减扣或拒付承包费，其他村民对此不满，社里起诉要求给付租金。二是承包果园开发后因赔偿款分配引起纠纷。村民承包集体所有的果园并添加种植果树，合同期限届满前果园土地被国家开发征用，果树赔偿款归谁引起争议。社里称赔偿款是国家赔给社里的，与承包个人无关。承包人则认为自己在承包期内添植了果树，又为培育果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要求分得相应款项。三是承包人改变土地用途引发纠纷。承包人与村社签订协议承包集体所有的荒地种植果树、林木，后来由于城市扩张，承

　　包户未种植果树、林木，而是在承包地上修建大量房屋出租牟利，引起其他村民公愤，社里为平息矛盾起诉承包人要求收回土地。

　　3.离婚分割承包地引起的纠纷。以前的离婚案件中由于双方都未提出土地问题，法院处理离婚案件时一般不主动涉及承包地分割。近年来由于土地价值大增，当事人因离婚提出承包地分割的情况较为普遍。有的是在离婚案件审理中要求一并分割承包地，有的是在离婚后单独提起承包地分割的诉讼。

　　4.土地集中流转后租金分配引发的纠纷。经承包户同意，社里把土地集中对外流转（多为出租），合同履行中个别原承包人认为租金分配不合理，以社里侵犯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诉请撤销村集体与他人签订的出租协议，恢复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类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涉及多方当事人利益，处理起来颇为棘手。

　　5.未按程序发包或调整土地引起的纠纷。村社干部随意将农民的承包地另行发包给他人，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案件大量存在。一是原承包人把土地转包或借给他人耕种后，村社直接将土地发包给耕种人。如有的原承包户把土地借给其他人耕种，农税、提留等由耕种人交纳，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村社干部未告知原承包人，即把借耕土地发包给耕种人，原承包人请求归还土地时，才发现自己的承包地早已被另行发包给他人。原承包人遂以村社侵权，向法院起诉讼请求返还承包地。二是村社干部滥用职权随意调整承包地，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6.因客观情况发生无法预料的重大变化致土地流转租金低廉诱发的纠纷。这类案件主要表现在其他方式承包中。涉及集体所有的林地、荒山等，约定承包时间很长，一般为50年。由于签订合同在中央出台系列惠农政策措施之前，土地价值还未充分体现出来，约定租金中含有上交国家的税费，随着免征农业税及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纯受益性质的租金水平大大降低，造成显失公平的结果，引起村民普遍不满，村社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

　　7.村社收回外出打工人员承包地引发的纠纷。农民在外打工并在城里买房安家，举家迁移出原籍，村社以承包人户口已不在农村为由收回土地，承包人不服向法院起诉要求废除村社决定，恢复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我院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遵循的主要原则

　　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涉及理论复杂、政策性强、敏感度高、处理难度大，妥善处理土地纠纷不单纯是法律问题，而是关乎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社会问题。把握好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审理的总体原则，对于妥善处理这类案件十分必要。

　　1.保护农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与合法流转。按照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拥有法律赋予的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定承包期限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法调整和收回承包地，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流转承包地，不得非法侵占农民承包地，这是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2.把握好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在我国，政策和法律有着统一的指导思想、政治方向和利益基础，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出现法律空白时相应的政策可以给予补充。但是，政策与法律在制定机关和程序、表现方式、实施方式、效力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区别，政策和法律各有其独特的不能互相取代的调整机制。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应当坚持依法办事，假如必须按照政策办事，也不能损害公民在法律结构中所取得的合法权益。国家土地政策是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土地利用、开发情况，土地政策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的政治决策和对策。在目前农村土地纠纷处理方面，政策的调节作用相当强*。法律调节具有强制性，政策具有导向性，处理二者关系应坚持政策调节服从法律调节，在法律没有规定或法律与政策存在冲突时，应当按照法律原则正确适用相关政策。

　　3.正确处理法律、政策与村民自治、乡规民约的关系，力求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从我国的国情来看，除了政策、法律对农村土地的调整、规范，还普遍存在农村村民自治与乡规民约的非正式规范。村民自治是随着农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推进而产生的，是村民自主解决农村公共问题，进行公共管理，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安排。20xx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村民自治奠定了基本的法律基础。按照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这些事项包括从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方案；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宅基地的使用方案等。乡规民约是指作为农村村民自治的一种调整村民之间、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及村民行为的规范。由于农村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在法律、政策进行宏观调整的同时，有时发挥微观意义上村民自治和乡规民约的作

　　用非常必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可见，乡规民约必须合法且仅作为政策法规的补充，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时既要充分尊重村民自治的权利和乡规民约的既定事实，又要对借村民自治、乡规民约之名制定土政策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坚决依法纠正，实现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4.坚持司法为民原则。首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诉讼调解。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要坚持以化解矛盾，构建和谐为目标，把调解作为处理土地纠纷案件的必经程序，灵活运用从审判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亲情感化法、法理疏导法、利益诱导法、权衡利弊法”等多种手段，依靠村委会、基层政府信访部门、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出面协调，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其次，做好判后答疑。农村当事人法律素质相对较低，对法院裁判文书理解困难，有必要在案件宣判后向其解释判决的理由，力争服判息诉。第三，巡回审理、开展法制宣传、提供司法救助，保障农民合法权利。实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为农民诉讼提供方便，并组织农民群众旁听，提高他们对土地法律政策的了解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起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对部分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给予司法救助，及时办理减、缓、免交诉讼费用，保证其打得起官司。

　　5.延伸审判功能，提出司法建议。司法不是万能的，土地纠纷案件原因复杂社会影响面广，许多案件反映的是农村带普遍性的问题，单靠司法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有时会出现“案结事未了”的情况，应当及时将案件审理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向党委、政府及农村基层组织提出司法建议书，加强和改进农村土地工作、解决突出问题，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6.坚持公平正义理念，确保案件质量。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要切实做到公开、公正，通过程序公正，确保案件实体公正，尤其在案件处理结果上要体现出公平正义。

　　三、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几个问题

　　农民拥有法律赋予的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定承包期限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法调整和收回土地，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流转承包地，不得非法侵占农

　　民承包地，对没有具体法律、政策为审理依据的土地纠纷案件，应当从维护承包人合法权益出发，根据现有法律和政策的基本精神，妥善处理。近年来，我院通过审理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有力地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们认为，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审判实务中，应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准确界定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案由。目前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案由不具体明确，一般做法是统一以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立案，案由比较笼统，不能准确反映案件实质，也不能从案由上提示处理方式的区别，不利于建立详细的司法统计台帐。应结合农村土地纠纷问题发生的特点，在案由上准确细分，使其能够反映案件纠纷的实质特点，便于正确适用法律。结合审判实践，我们认为主要应作如下区分：（１）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凡农业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因农业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或终止而发生纠纷，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由应确定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这类案件由承包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共同承包，人数众多的应当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由受案法院在承包人中指定代表人。（２）承包经营权纠纷。公民、集体对集体或国家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占有、使用或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因发包人、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违反法律规定，侵害承包人的土地经营权而引发的纠纷，应当以承包经营权纠纷立案。与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区别在于它是侵权类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属合同类纠纷，适用法律大不相同。（３）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纠纷。法律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因转让、转包、出租、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履行流转协议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应当以承包经营权流专协议纠纷案由了立案。（４）请求确认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纠纷。凡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者村民委员会的村民，认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违反法律规定，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让给他人而损害农民利益，一方起诉请求确认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的，应以请求确认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纠纷立案。这类案件多为群体性纠纷或集团诉讼。

　　2.关于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农民进城打工，在城里购房置家的情况越来越多，这部分人虽然成了“城里人”，但不会轻易放弃在农村的承包土地。外出务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在法定承包期内，除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人口外，一律不得收回土地。可见，对外

　　出务工农民土地收回问题，法律是严格限定了条件的，对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以人地矛盾突出为由，放宽条件收回外出务工农民土地发包给他人的行为应予禁止。凡遇此种情况，外出务工农民起诉请求还回承包地的法院应予支持。

　　3.关于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土地问题。法律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自主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妨碍或强迫。未经承包方书面委托，发包方和其他组织、个人不得代表承包方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强迫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或者借口经过民主议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流转关系无效。农户起诉要求收回返还被强迫流转的承包地的，法院应当保护。

　　4.关于以抛荒为由收回农户承包地的问题。承包方弃耕抛荒土地有复杂的原因，特别是以前农业税赋较重，许多农民认为外出打工比在家种地划算，导致一些土地荒芜。从法律和政策来看，无论是《土地承包法》或《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及国务院《关于尽快恢复摞荒耕地生产的紧急通知》或《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都未规定可以收回抛荒的承包地。据此，审判实践中，应从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利益出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农户抛荒承包地，现在承包方起诉要求返还承包地的请求，原则上应予支持。

　　5.关于出嫁女、上门婿承包地问题。出嫁女和上门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无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结婚后从新居住地取得，还是保留结婚前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总的原则是不能使其权利落空。在个案处理中可以区别情况对待：对承包期内当事人结婚后从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土地的，发包方可以收回其原承包地；对结婚后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6.关于客观情况变化致合同履行显失公正的问题。涉及土地流转的合同，签约时只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政策背景，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适合于合同签订时的情况。但是，土地问题受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变化影响极大，不同时期客观条件的变化，国家农业基础政策的调整，往往会打破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关系，使得土地流转合同继续履行失去了公平基础，从而引发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借鉴了情势变更原则，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实践中，有的发包人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但案件的实质并非合同无效，而是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能轻易否定合同的效

　　力，破坏合同的严肃性；但如果驳回原告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则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法官应对当事人进行法律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后，法院可以分析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方面，使案件得到妥善处理。

　　7.关于案件审理中证据适用问题。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证据能力一般较差，而且土地纠纷案件的成因也比较复杂，审理中对证据的认定应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农村实际，注重经验法则的运用；二是在遵从《证据规则》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力度，尽可能在使用证据时符合客观真实。

　　四、解决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的建议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突出，反映到法院案件中来的只是一部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实际存在的土地纠纷问题，仅靠法院运用司法程序是不够的，必须建立综合治理机制，纳入统筹安排，健全防范机制，及时排查、发现和消除涉及农村土地问题的不安定因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加强农村土地问题的法律研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必须围绕农村稳定、发展大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土地问题调研活动，发现和分析涉及农村土地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政策和法律的层面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避免和处理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的新机制、新方法。虽然最高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承包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为审理土地承包、流转、集体收益分配等提供了依据，但一些争议较大，未形成共识的问题仍未加规范，有的问题需要在物权法中加以明确，而农地问题研究滞后，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急需高度重视。

　　2.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加强农村基层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组织建设，增强其权威性和凝聚力，使其在管理农村各项事务，特别是处理土地纠纷问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农村基层干部作为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要学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农民和农村工作的方法，不断规范自身行为，依法行政，以良好的形象带动群众，取信于民。要依法管理农村与土地相关的承包合同。农村所有经济活动，特别是涉及农民利益的土地承包、土地流转等，凡是能够用合同管理的，都要依法纳入合同管理。签订农村承包合同，必须坚持合法、平等、自愿的原则，严禁损害群众和集体利益，逐步将农村

　　经济和社会事务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最接近，最了解农村土地的现状及纠纷的起因，可因势利导的调解矛盾，把土地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3.加强政府对农村工作的监督和指导。从农村土地纠纷问题来看，政府对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等指导监督不力，导致农村土地工作中出现混乱，产生矛盾纠纷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镇政府要加强对村委会和农村工作的监督和指导，通过正确有效的引导、指导和培训，提高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心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可见，镇人民政府对农村土地发包中的部分土地向外发包享有批准权，可以通过批准行为来监督和指导农村发包土地的有序展开。镇人民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土地工作的指导监督力度，政府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加强对农村土地经营承包的规范和指导，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的土地工作。对农村土地发包、流转、局部调整等要登记备案，实行全程监督，减少发生土地纠纷的潜在隐患。针对城市周边土地流转频繁，形式多样的情况，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规范化指导，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建立土地流转合同的订立、见证、登记制度，根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确保农村土地有序流转。通过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清理、整顿，把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4.完善多元化土地纠纷解决机制。一是要拓宽纠纷解决渠道。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的规定，土地纠纷解决方式有三种：调解、仲裁和诉讼。解决土地纠纷矛盾，应当是诉讼、调解、仲裁等多管齐下，为那些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当事人提供多种救济渠道，使更多的土地纠纷在诉讼外迅速、便利、妥善地得到解决，舒缓法院的压力，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二是要建立农村土地矛盾排查机制。政府相关部门要深入农村开展土地纠纷和不稳定因素的排查调处工作，做到土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对排查中发现的土地纠纷苗头，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协调处理，职能部门要提前介入，做好纠纷当事人疏导稳控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要健全农村土地纠纷处理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建立健全处理土地纠纷的调解、仲裁机构，组织专人、集中力量，地主动深入农民中及时处理发生的土地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引起不良事端，使调解工作成为预防和解决土地纠纷的第一道防线。

　　5.提高对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农民靠农业为生，无土地则无生计。对农村存在的无地农民导致的人地矛盾问题，应主要通过发展方法解决。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帮助部分无地、少地农民扩大就业领域，优先安排他们参加非农岗位的技能培训、技术学习，通过把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拓展农民增收致富空间，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走城镇化发展道路，在发展中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改变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中不区分有地无地的情况，对无地农民应实行政策倾斜，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缓解农村土地矛盾。

　　6.积极探索新的土地流转方式。土地资源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土地价值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呈增长趋势。现实中部份因流转产生的土地纠纷案件，就是因为签订合同时对土地价值增值情况预见不足，流转费用低廉，农民感到很吃亏引起的矛盾。有的采取流转费用随年限变化梯度增加的方法，但实行增加的梯度与土地价值自身的变化不相符合，亦会产生事实上的不公平，导致矛盾发生。目前城市周边农村土地流转中，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现象十分普遍，土地不能复耕，从长期来看对农民合法权益是一种损害。针对土地流转的现状，应大胆探索新的土地流转方式，可尝试采用土地使用权入股，将土地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增加农民土地收益，稳定农村土地流转关系。

　　（陈兴林）

　　

　　

篇十：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农村土地纠纷问题调研报告

　　农村土地纠纷是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既是土地管理工作中的难点，也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热点。近年来，我市农村村民上访案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土地纠纷的已经占到相当的比重。因此，做好农村土地纠纷的调处工件，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强化耕地保护，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维护正常的土地管理秩序，促进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保障。

　　农村土地纠纷的实质是权属纠纷。无论是权属争议还是侵权行为，都是对土地使用权的争议。土地纠纷产生各有其历史根源和主客观因素，都是由于长期以来土地多头分管、地界不清、土地权属紊乱、政策和体制的变更等原因造成的。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集体土地权属纠纷。我市在农村四固定以后，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原公社、大队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陆续兴办起了乡镇企业或被一些学校、机关占用等，这些土地被占用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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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政策不落实或手续不够完备，不同程序地存在如征地对农业税未核减、提留款未扣除、补偿费未兑现、补偿款过低等问题，这些问题当时不存在土地纠纷，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法制意识的提高，以及有些单位的解散和人多地少等矛盾的产生，土地资产不断增值，土地越来越珍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把这些遗留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从而引起纠纷。

　　二、因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个人之间的宅基地使用权纠纷。土改时由于人少地多分给个人的有空闲宅基或多余宅基，在四清时已经由当时的大队收回集体，并规划安排他人使用。但由于当时的法律不完善，手续不完备，收回时往往是几个主要村干部在场，既没有记录在案，也没有将老宅基证变更或注销。在后来的村庄地籍调查确权换证时，一些当事人要求政府依据其土改时老宅基证的面积进行确权换证，而另一方也持有后来颁发的宅基证并已建房居住多年，由此引起纠纷。

　　三、宅基地实占与证载不符所引起的宅基地纠纷。我市农村中原有宅基上的房屋大多是土坯结构瓦房，多年来两家共趁50厘米土坯夥墙共建房屋。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需要扒掉原有土房重新翻建时，将老土坯墙扒掉，换为24厘米的砖墙，由于新墙是否骑中，或宅基实占与证载不相符，从而发生了双方邻居的宅基地纠纷。

　　四、农村宅基地继承发生的纠纷。由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目前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太明确，对于祖传的老宅基地，大多是继承方式取得的。当事人认为老宅基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人人都有份，即使自己在批划新宅基地时曾同意将老宅基留给自家的兄弟使用，但若出现兄弟不和，便要以继承祖业为由，要求重新对老宅基进行划分，从而因为老宅基的分配问题发生新的纠纷。

　　五、确权换证所引起的宅基地纠纷。我市从1992年开始进行村庄地籍调查，并重新确权颁发新的宅基地使用证，目前全市已有80%的行政村进行了村庄地籍调查并重新确权换证。但在此过程中，由于程序不够完善、四邻无签名、新老宅基证证载是否一致等种种原因引起宅基地纠纷和群众的上访。六、农村建设占用农民责任田所引起的纠纷。我市从1982年开始的土地承包，到前几年新的一轮的30年土地延包，明确了承包责任制，加大了对耕地的保护，使一些村委会、村民组在批划新宅基地或创办乡镇企业时无空闲地可使用。一是确实需要批划宅基地的农民无地可批，出现了村民之间私下调整土地，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发生纠纷;二是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要，使一些村委会、村民组所办的企业占用村庄边缘一些农民的承包责任田。由于事先没有达成协议或补偿不到位，引起被占用了土地的农民的不满，从而

　　引起了纠纷。这类纠纷往往是一方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一方持有建设用地许可证或宅基地使用证，双方到处长时间上访。

　　七、政府处理决定生效后因不能执行所引起的上访问题。当事人因宅基地使用权发生纠纷，政府或人民政府法院曾依法作出了处理决定，但处理决定生效后，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处理决定无法得到正常的执行，而引起群众的上访。

　　八、因为征地补偿不到位引起的群众上访。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需要征用的土地越来越多，需要占用一些农村村民的责任田和延包地，因为占用的是一部分村民的责任田或延包地，占地的村民既想全部得到土地补偿款，又要求村民组重新分配土地，从而因为补偿款的发放，村民组内部之间引起了大量的上访。

　　针对以上几种情况所引起的土地上访案件，为了更好地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维护我市的社会稳定，尽可能地减少越级上访和重复上访事件的发生，我们土地管理部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采取提前预防、超前介信，积极调解处理矛盾纠纷、排查不稳定因素，把社会矛盾、不安定因素及群众上访所反映的问题，努力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力争把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树立**国土资源的良好形象，我们采

　　取了以下各种措施和切实有效的管理办法，以解决大量的土地信访案件。

　　一是建立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在日常的信访工作中，我们严格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党委政府责任制的意见》的有关要求进行落实，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的长效机制。一是完善领导机制，局里专门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纪检组长为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法规信访科科长、土地监察大队队长等有关科室长为组员的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做到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强化责任，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定期研究信访工作、接待上访群众、包案处理信访案件等制度;二是完善工作机制，实行办案质量责任制、执法质量考评制、案件责任追究制等，对每项执法活动和每个案件的办理流程都进行科学的管理，定期对执法质量进行评查、通报;三是完善接访工作机制，局领导轮流进行信访值班，充实信访科工作人员，在法规信访科原有的基础上，抽调专业性强、文化素质高、有责任心的同志到法规信访科，负责全市有关的土地问题的信访工作和对各类土地纠纷的调处工作;四是健全协调配合机制，健全市、乡镇、村三级土地信访机构，每村有一名主管土地的村干部，各乡镇土地所的工作人员有一名专职信访工作人员，明确市、乡镇、三级土地信访机构的职责，实行联合接访、协调例会、备案通报、疑难案件处理等

　　工作制度;五是完善教育惩戒制度，加强对上访人员进行思想教育、法制宣传和违规行为的控制等等。二是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牢固树立遵守土地法律法规的意识，要求局机关和局各二级机构、乡镇国土资源所等相关部门要深入持久地开展土地法律法规的学习教育活动，深刻认识我国的国情和保护耕地的极端重要性，本着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严格依法管理土地，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进一步提高依法管地用地的意识，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合理用地。对违反法律法规批地、占地的，必须要求承担其法律责任。同时严格依法查处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当前要着重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和滥用行政权力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问题。要加大土地管理执法力度，严肃查处非法批地、占地等违法案件。建立国土资源与监察等部门联合办案和案件移送制度，既查处土地违法行为，又查处违法责任人，典型案件，要公开处理。

　　对非法批准占用土地、征收土地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照《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非法批准征收、使用土地，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还必须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篇十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赵文清

　　农村土改房屋是指在1951年依照《中国土地改革法》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房屋。此类房屋虽建成年代久远，房屋本身的价值有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房屋大都被列入了拆迁范围。拆迁政策的优惠条件使得房屋具有了大幅升值的空间，导致了此类房屋权属纠纷案件日益增加。由于农村土改房屋的权属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审理案件所必要的原始资料又因历史原因欠缺不齐，造成在认定农村土改房屋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和争议。为正确、及时审理房屋权属争议案件，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院对2005年一2006年10月以来审理的78件因拆迁引起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进行了专

　　题调研。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特点1、房屋年代久远。土改房屋大都建成于建国前、建国初期。多数房屋的自然状况及其管理、使用情况、权属更迭情况变迁很大。房屋的书证资料有不少已经遗失湮灭，了解房屋权属状况的证人大都已故或年高体弱无法出庭作证。因此土改房屋权属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2、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大部分案件均是房屋产权、继承、析产等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通常还涉及过去法律、法规不健全年代的一些不规范的审批行为，大大增加了审理工作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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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涉及当事人众多。土改房屋权属纠纷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或亲戚朋友之间。因过去年代的家庭人口一般较多，加之涉及继承，造成可能享有权利的当事人众多，且直系、旁系、血亲、姻亲等关系混杂在一起。在起诉时，部分权利人并未参加诉讼，造成案件通常需要追加多个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审理案件所需的周期较长。

　　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所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分析。（一）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法律效力问题。土改房屋确权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当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土改房屋权属争议的诉讼中，因颁证年代久远，当事人大都无法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原件，用以证明土地房产权属的都是在档案管理部门查档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复印件。由于1951年的房产档案管理中尚无注销的制度，争议房屋的权属如果发生合法的变更登记，在原存根证上是没有注销记录的。因此，我们认为，此类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当然作为房产权属的凭证，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其效力。1、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未再换领产权证，房屋权属应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登记为准。土改确权一般以登记为准，因此一般应确认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了未超过原房屋建筑面积的翻、改建，但未经过相关批准，部分共有人对争议房屋的翻、改建可视为对原房屋的修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准。翻、改建的费用可由全体权利人分担。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翻、改建，并经过相关批准，领取了私房建筑执照并取得房屋的房产、土地证，则应当认为原房屋已经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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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宅基地已经批准用于新建房屋。在其它权利人不能举证证明翻建人是代表全体权利人进行新建房屋的情形下，原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存根不再具有效力，房屋权属归在1951年之后颁发的房产证记载的权利人所有。

　　2、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又换领与土改登记相冲突的产权证时，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效力问题。

　　无锡市在1989年左右对全市的农村宅基地房屋重新进行了普查与登记，并换发了相应的房产、土地证。由于1989年登记的权利人与土改登记的权利人往往是不一致的，如何正确认识两种权利凭证是审判实践中最感到困惑的问题。

　　1951年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对农村房屋进行的首次分配登记，房屋权属一般应以土改登记为准。1989年进行的房屋产权登记，属于换证行为，其确认新的权利人应当经过合法程序。

　　(1)1989年换证时，如果是以原土地房产证记载的所有共有人的分家析产协议为依据，对房屋进行权利登记，所确认的权利人应为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土地房产证已被合法变更登记。

　　(2)1989年换证时，仅以祖遗房屋为由部分共有权人或其它亲属领取房产证，应认为是部分共有权人代表全体权利人领取房产证或侵权行为，争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确权依据。

　　(3)争议房屋已经经过土改确认的共有权人的分家析产，但在1989年换证时未按析产协议领证，仍由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我们认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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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分家析产协议已实际履行，即支付了归并款、分割了房屋、交付了房屋等，分家析产协议仍应是有效协议。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不是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否认，而应视为代表其他权利人领取产权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传统风俗和习惯，分家析产协议往往欠缺家庭成员中女儿的签名。这种协议是否因为欠缺共有人签名而导致无效，应慎重对待。在分家析产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当事人也能举证证明未签名的共有权人知晓分家一事而未表示异议的情形下，应认为未签名的共有权人对分家析产默示同意，维持协议的效力。

　　（二）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共有权人的认定问题。1950年11月25日中央内务部颁布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6条规定“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是合于现在农村经济情况的。但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开列在土地证上，不能只记户主一人姓名，以表明此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老幼）所共有。”因此，土改时，在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有姓名的全体家庭成员，包括只登记户主姓名但注明了家庭人口数，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都是房屋的共有人。土改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无法提供记载有家庭成员姓名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当事人提交的存根件上仅记载有户主姓名和家庭人口数。如何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也是此类诉讼中的难点。我国在1951年尚未实行户籍登记制度，现存有据可查的户籍资料是1955年登记档案。如果教条地要求当事人提供1951年的户籍资料来说明土改时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在审判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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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及姓名。如双方无异议的家庭成员出生年代均在1951年之前，当事人可以提供的1955年户籍登记情况又与双方当事人的自认无矛盾之处，则可以按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家庭成员作为争议房屋的共有权人。如双方当事人无法确认相一致的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则可要求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对各自的主张举证。法官可根据其它旁证材料，以当事人主张的家庭成员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合乎风俗习惯为标准，判断当事人主张在数之内家庭成员的合理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数之外的家庭成员也存在可被酌情认定对土改房屋享有共有权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6）民他字第6号《关于土改后不久被收养的子女能否参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遗房产的批复》精神，土改后不久出生的子女或养子女，长期管理、居住使用土改前祖遗房产，且无其他住处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认其享有产权并参加析产。最高院的批复对“土改后不久”时间段未有明确规定，依照省高院1994年《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土改后不久”时间段应掌握在五年之内。

　　（三）涉及拆迁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标的物的确认问题。房屋权属纠纷的确权标的当然是争议房屋，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特殊之外在于有些争议房屋已经被有关部门拆除，有些房屋虽未拆除，但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发生房屋权属纠纷后，当事人往往以房屋尚未确权，阻挠拆迁，甚至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要求保全房屋、暂缓拆

　　...

　　迁。为保障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避免对拆迁进展的负面影响，应正确认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标的物性质。

　　我们认为，依照国家相关政策进行的房屋拆迁安置，是合法行为，争议房屋被拆除并不代表房屋的毁损、灭失，争议房屋的权利依然存在。因争议房屋的权属纠纷与争议房屋的拆迁安置纠纷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诉讼中，确认争议标的，应区分不同情况：

　　1、争议房屋列入拆迁范围，但尚未拆除的，尚未签订安置协议的，确权标的当然是房屋。由于房屋是否拆除，并不影响此类房屋权利归属的确认，考虑到权属纠纷诉讼周期较长，而拆迁工作也有较强的紧迫性，对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有关拆迁部门暂缓拆除房屋的，一般不应予以准许。是否拆除房屋由拆迁部门按照相关拆迁政决定。对当事人申请暂缓安置房屋的分配、交付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要求相关部门协助执行，以避免错误安置带来新的纠纷。

　　2、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已经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但尚未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因无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确权的标的仍应是被拆除的房屋。房屋的不存在，不影响确认之诉的进行，当事人仍享有以被拆除房屋的合法权利人身份向有关部门主张安置的权利。

　　3、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且也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这是在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种情形。有观点认为，争议房屋已被拆除，且亦交付了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原房屋的一切权利均不存在，应当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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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房屋权属关系与拆迁补偿安置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必然涉及对安置协议合法性的审查。如果确权结果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发生了变化，则安置协议是否有效已经存有疑义，直接对安置房屋确权失去了法律基础。

　　其次，在拆迁补偿安置关系中，原房屋与安置房并不是简单的一等一的置换关系或赔偿关系。依照拆迁政策，当事人对安置方式有多种选择，当事人也可放弃部分安置权利。同时，依照拆迁政策，在增加共有权人或权利人变更的情形下，拆迁人也可能存在应增加安置房屋的义务。由于原安置协议不是房屋真正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直接以安置房屋为确权标的，则可能会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再次，拆迁安置协议一经签订，就是协议载明的被拆迁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合法依据，在该协议未经正当程序被宣告无效或撤销之前，法院可否直接变更安置房的权利人，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认为，在安置房屋已经交付的情形下，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对安置协议无争议，同意接受安置方案的，法院可以依照被拆迁房屋的权利归属直接对安置房屋进行确权。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不接受安置协议，仅要求对原房屋确权的，法院仍应以原房屋为确权标的，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判决确认的房屋权利人向拆迁人主张权利的，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处理。当然，拆迁人如果是善意、有偿与原被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一般应当维持原安置协议的效力，以维护拆迁工作的严肃和有序。至于真正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害可以通过要求擅自处分他人或共有人财产的侵权人赔偿损失的方式获得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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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认定问题。

　　土改房屋权属纠纷通常是与继承纠纷并存的，其中涉及的收养关系多数是在收养法实施前形成的事实收养，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也是此类纠纷中的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作出的《关于关于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间是否已事实解除收养关系的复函》中指出“一九三七年王青芸两岁时被其伯父王在起、许秀英夫妇收养，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这一收养事实为亲戚、朋友，当地群众、基层组织所承认，应依法予以保护”，“双方未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公开解除收养关系……以认定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的收养关系未事实解除为妥”。根据批复的精神，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应具备下列条件：

　　1、当事人之间须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即当事人之间以父母子女的身份长期发生抚养或赡养的生活关系。具体可表现为当事人相互间都公开承认养父母子女关系，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的称谓，或子女随父母姓氏，或有收养文书、或申报户口登记等。一般应以“长期共同生活”为确认事实收养的依据。

　　2、须有群众和亲友的公认。即群众和亲友公认当事人之间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最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的就是当事人的亲友和乡邻，他们的看法对确定当事人间的关系性质的重要证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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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须有基层组织的承认。基层组织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负责当地群众的日常事务管理，对当事人间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性质有清楚的了解。基层组织的承认是确定当事人间关系性质的主要证据。

　　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是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解除。在事实收养关系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又因各种原因，做出一些行为，如将双方户籍分开、养子女迁回亲生父母处居住、双方在各自档案中不再填写收养关系等。是否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已经以行为表明解除收养关系？收养关系是拟制血亲关系，可因当事人的协议而成立，也可因双方的协议而解除。1992年实施的收养法的规定也强调了收养关系的协议性质。收养法规定了解除收养关系的两种方式，一是依当事人协议而解除，二是依当事人一方的要求以诉讼方式解除。可见立法所强调的是收养关系因协议产生，也因协议解除，协议不成的，须以诉讼方式解除。不认可所谓的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某些行为而事实解除收养关系。所以，在认定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双方是否解除收养关系时，应当参照现行立法的精神及收养的实质，强调以当事人双方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形式公开解除为标准。

　　（五）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诉讼时效问题。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有两种情况：1、1989年换证时的公告时间是否应认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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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对土改房屋进行换证时，通常是经过了公告程序的，被告因此抗辩原告应当在公告之时知道权利被侵害，原告迟至现在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我们认为，颁发房屋产权证之前的公告，是颁证机关为保证颁证的正确性，对拟颁证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布，征求利害关系人或其他人的异议、意见的行为。这种公告不具有已将房屋产权情况告知全体利害关系人的法定效力。简单地将公告时间认定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应证明原告知晓公告且无异议。

　　2、关于继承的诉讼时效规定与《民法通则》中诉讼时效规定的适用对象问题。

　　《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民法通则》第135条、137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二者规定的差异之处在于两种诉讼时效期限的起算日期是不同的，继承的20年时效是自继承之日起计算，《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是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继承法》是1985年颁布生效的，《民法通则》是1987年施行的。对《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后怎么适用这两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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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作出了司法解释：“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上述司法解释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包括明确表示继承和视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不适用继承法关于继承权的诉讼时效，而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共同共有所有权保护的诉讼时效。第二，在继承权被侵害时提起继承诉讼时，应适用《继承法》第8条关于2年或20年的诉讼时效规定。

　　在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遇到的继承大都属于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之情形，有关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也遇到过特别的情形，即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分割遗产，但遗产已被非继承人占有取得（侵权未超过二十年）。继承人在继承开始（被继承人死亡之日）二十年之后，才提起确权诉讼。这种纠纷是属于继承权纠纷还是侵权纠纷，适用何种诉讼时效规定，在实践中做法不一。我们认为，继承权纠纷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纠纷的一种类型，《继承法》与《民法通则》对这种侵权纠纷规定了两种不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给审判实践带来了混乱。从法理角度来讲，《继承法》是民法中的单行法，不得违背基本法，同时，《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在《继承法》之后，其基本原则应视为对前法与之矛盾之处的修正。从实践角度来讲，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二十年才知道权利被他人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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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不得再提起诉讼，实际上剥夺了房屋继承权人法定的、正当的、合理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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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

　　农村土改房屋是指在1951年依照《中国土地改革法》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房屋。此类房屋虽建成年代久远，房屋本身的价值有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房屋大都被列入了拆迁范围。拆迁政策的优惠条件使得房屋具有了大幅升值的空间，导致了此类房屋权属纠纷案件日益增加。由于农村土改房屋的权属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审理案件所必要的原始资料又因历史原因欠缺不齐，造成在认定农村土改房屋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和争议。为正确、及时审理房屋权属争议案件，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院对xx年一xx年10月以来审理的78件因拆迁引起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特点

　　1、房屋年代久远。土改房屋大都建成于建国前、建国初期。多数房屋的自然状况及其管理、使用情况、权属更迭情况变迁很大。房屋的书证资料有不少已经遗失湮灭，了解房屋权属状况的证人大都已故或年高体弱无法出庭作证。因此土改房屋权属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

　　2、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大部分案件均是房屋产权、继承、析产等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通常还涉及过去法律、法规不健全年代的一些不规范的审批行为，大大增加了审理工作的难度。

　　3、涉及当事人众多。土改房屋权属纠纷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或亲戚朋友之间。因过去年代的家庭人口一般较多，加之涉及继承，造成可能享有权利的当事人众多，且直系、旁系、血亲、姻亲等关系混杂在一起。在起诉时，部分权利人并未参加诉讼，造成案件通常需要追加多个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审理案件所需的周期较长。

　　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所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分析

　　（一）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法律效力问题。

　　土改房屋确权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当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土改房屋权属争议的诉讼中，因颁证年代久远，当事人大都无法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原件，用以证明土地房产权属的都是在档案管理部门查档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复印件。由于1951年的房产档案管理中尚无注销的制度，争议房屋的权属如果发生合法的变更登记，在原存根证上是没有注销记录的。因此，我们认为，此类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当然作为房产权属的凭证，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其效力。

　　1、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未再换领产权证，房屋权属应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登记为准。土改确权一般以登记为准，因此一般应确认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了未超过原房屋建筑面积的翻、改建，但未经过相关批准，部分共有人对争议房屋的翻、改建可视为对原房屋的修

　　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准。翻、改建的费用可由全体权利人分担。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翻、改建，并经过相关批准，领取了私房建筑执照并取得房屋的房产、土地证，则应当认为原房屋已经灭失，原宅基地已经批准用于新建房屋。在其它权利人不能举证证明翻建人是代表全体权利人进行新建房屋的情形下，原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存

　　根不再具有效力，房屋权属归在1951年之后颁发的房产证记载的权利人所有。

　　2、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又换领与土改登记相冲突的产权证时，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效力问题。

　　无锡市在1989年左右对全市的农村宅基地房屋重新进行了普查与登记，并换发了相应的房产、土地证。由于1989年登记的权利人与土改登记的权利人往往是不一致的，如何正确认识两种权利凭证是审判实践中最感到困惑的问题。

　　1951年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对农村房屋进行的首次分配登记，房屋权属一般应以土改登记为准。1989年进行的房屋产权登记，属于换证行为，其确认新的权利人应当经过合法程序。

　　(1)1989年换证时，如果是以原土地房产证记载的所有共有人的分家析产协议为依据，对房屋进行权利登记，所确认的权利人应为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土地房产证已被合法变更登记。

　　(2)1989年换证时，仅以祖遗房屋为由部分共有权人或其它亲属领取房产证，应认为是部分共有权人代表全体权利人领取房产证或侵权行为，争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确权依据。

　　(3)争议房屋已经经过土改确认的共有权人的分家析产，但在1989年换证时未按析产协议领证，仍由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我们认为，如果分家析产协议已实际履行，即支付了归并款、分割了房屋、交付了房屋等，分家析产协议仍应是有效协议。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不是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否认，而应视为代表其他权利人领取产权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传统风俗和习惯，分家析产协议往往欠缺家庭成员中女儿的签名。这种协议是否因为欠缺共有人签名而导致无效，应慎重对待。在分家析产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当事人也能举证证明未签名的共有权人知晓分家一事而未表示异议的情形下，应认为未签名的共有权人对分家析产默示同意，维持协议的效力。

　　(二)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共有权人的认定问题。

　　1950年11月25日中央内务部颁布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6条规定“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是合于现在农村经济情况的。但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开列在土地证上，不能只记户主一人姓名，以表明此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老幼)所共有。”因此，土改时，在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有姓名的全体家庭成员，包括只登记户主姓名但注明了家庭人口数，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都是房屋的共有人。

　　土改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无法提供记载有家庭成员姓名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当事人提交的存根件上仅记载有户主姓名和家庭人口数。如何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也是此类诉讼中的难点。

　　我国在1951年尚未实行户籍登记制度，现存有据可查的户籍资料是1955年登记档案。如果教条地要求当事人提供1951年的户籍资料来说明土改时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在审判实践中，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及姓名。如双方无异议的家庭成员出生年代均在1951年之前，当事人可以提供的1955年户籍登记情况又与双方当事人的自认无矛盾之处，则可以按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家庭成员作为争议房屋的共有权人。如双方当事人无法确认相一致的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则可要求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对各自的主张举证。法官可根据其它旁证材料，以当事人主张的家庭成员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合乎风俗习惯为标准，判断当事人主张在数之内家庭成员的合理性。

　　

篇十三：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2021年案件调研报告4篇

　　检察院公诉过程中的补充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诉讼环节，它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惩罚犯罪、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的补充侦查要求，往往得不到侦查机关的良好回应，甚至退而不查、查而不细、悬案不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突出问题影响公诉案件质量，拖延诉讼时间，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笔者试以对**县人民检察院xx年来补充侦查案件的基本情况、导致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以求在司法实践中，更好的行使补查权，提高办案效率。

　　一、过去XX年退赔案件基本情况

　　1、从数量上看，退补案件数呈现上升态势。xx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96件，其中退补案件18件，占19%；xx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91件，其中退补案件21件，占23％；xx年1月至3月，共受理刑事案件26件，其中退补案件7件，占30％。

　　2.从补充侦查案件的性质来看，主要是两抢劫一盗窃、故意伤害、XX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在XX退回和补充的18例病例中，13例属于五类，而XX退回和补充的21例病例中，15例属于五类，XX退回和补充的7例病例中，有4例属于五类。

　　二、司法实践中退补案件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原因

　　如法律赋予了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但对鉴定的时间只规定在审判阶段不算入审判期限，这就意味着在审查起诉阶段中，必须算入审查起诉期限中，因鉴定结论往往是案件的核心证据，重新鉴定的结论出来之前，公诉部门不能对案件审结，这就导致只要出现当事人要求重新鉴定，案件就必须退补，因为重新鉴定的时间一般占用了审查起诉期限的大部分时间。如胡某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一案，在审查起诉期限还有10天时间里被害人李某对伤情申请重新鉴定，到审查起诉期限届满，重新鉴定仍未得出结论，检察机关只能退回补充侦查。又如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自行侦查，但对自行侦查如何计算期限等问题未作规定，且基层检察人员的工作时间呈饱和状态，基本上难以腾出时间、精力去补充侦查，这样使得该规定成了一纸空文。

　　（二）调查机关的理由

　　1、言词证据缺乏系统性。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淡薄，讯问或询问的内容缺乏关联性、针对性、系统性，而该证据在移送案件之前又未有针对性地再进行复核，这便很容易使该类证据与其他证据产生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该类证据的证明力。如在部分案件中缺少对犯罪嫌疑人的系统的讯问笔录，往往需用几份口供才能反映整个案情，而当这几

　　份口供之间在内容出现相互矛盾时，事实便难以认定。这类问题在多人多次的重大复杂案件中尤为突出。

　　2.自首材料缺乏规范性。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证据反映嫌疑人是否自首，即逮捕指示和案件报告。事实上，逮捕陈述书本质上是警方的证词，应当按照证人作证的程序或身份的书面证词进行。然而，在实践中，主管警察通常会描述逮捕过程，而不是证词。有些是简单而潦草地写的，有些不是逮捕行动参与者写的，有些甚至没有记录详细的过程，这很难用其他证据证实。

　　3、现场勘查违反法定程序。部分案件中进行现场勘查的民警并非专门办理刑事案件的民警，他们的程序意识、保护现场的意识不足，导致《现场勘查笔录》制作粗糙，流于形式，甚至时有违法办案情形发生。如在几起现场勘查中，办案民警邀请的见证人均为本案中的被害人，该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关于“应当邀请一至二名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作见证人”的规定，使得见证行为因情感、利益等因素的影响而蒙上主观色彩，从而使见证人对诉讼行为真实性和合法性的证明失去说服力。

　　4.未成年人年龄证明材料不足。由于传统因素，中国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户籍都是阴历。由于农村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不强，经常出现错误现象。无论是阴历还是阳历，公安机关通常只在网上获取户籍资料。张某等人盗窃案中，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户口记录，张某犯罪时年仅16岁。他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在进行补充调查后，他找到了张某的父母和养父母，询问了村干部，并拜访了张某的同龄朋友，最后证实张某犯罪时只有15岁。他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因此建议公安机关处理撤销案件。

　　5、对审查逮捕工作性质认识的偏差。将审查逮捕部门对犯罪嫌疑人的批准逮捕标准视为公诉标准，一旦批准逮捕后，不再注重案件证据的充实、核实和固定，对案件可能涉及其他罪名的证据也不再收集，便直接移送公诉部门。如在盗窃案中，犯罪嫌疑人往往会将盗窃的财物再进行销赃，而明知是赃物仍予以购买的人就构成了掩饰犯罪所得罪，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只对已批捕的盗窃罪名进行调查取证，对其他相关人员的犯罪事实就不重视了。

　　（三）检察机关起诉的理由

　　1、将退补作为缓解工作压力的手段。即以退补为由借用侦查机关的办案期限来缓解工作压力的现象，当

　　此前，公诉部门普遍存在案件多、人员少的矛盾。在时间紧,要求高的情况下,一些不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无效,退回侦查。

　　2、退补缺乏证据指导，导致侦诉双方意见分歧。在一些案件中，侦诉人员对证据收集、应用、甄别的要求和标准不一致，又缺乏相互沟通，使得双方对补查事项发生分歧，且实践中公诉人对补充侦查提纲也不够细化，最终导致侦查人员不能领会或者不能完全领会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以致案件久查不清。

　　3.现行刑法规范对返还补充侦查程序的规定不明确，导致检察官在司法实践中对返还侦查进行内部审批的做法不一致，检察官行使返还补充侦查权时缺乏审查监督，容易导致返还补充侦查自由裁量权被任意使用。

　　（四）庭审制度的原因

　　“以证据为中心”的审判模式强化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公诉人需要面对更大的诉讼风险和心理压力。因此，新的庭审方式不仅对公诉活动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且对侦查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公诉环节的证据来源于侦查环节，一旦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并作出无罪判决，不仅会否定公诉部门的指控，还会否定侦查部门的工作。因此，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时，应当严格按照起诉条件，对证据的相关性、真实性、充分性和来源合法性进行全面、认真的审查。

　　三、完善补充侦查工作的对策及建议

　　1.提高调查人员的证据意识。调查人员应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尤其是在案件开始时，强调证据意识。第一印象强烈且主观。有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收集无罪和有罪的证据，以减少今后不必要的调查。实践证明，只有在侦查阶段严格审查、鉴定、论证、合并案件，才能为下一步案件的移交、审查和起诉打下良好的证据基础。同时,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也要树立加强证据固定和保存的意识,注意运用先进的科技侦查手段,，从而有效避免因证据变更而重复调查的情况。

　　2、树立公诉人科学的执法理念。一是公诉人的退补工作应当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目标进行，对案件是否退查，怎样查等问题，要严格把关，不可轻率行事。二是树立证据规则意识是退补工作取得有效成果的保证，对于证据的收集、评判、采信等问题，科学的运用证据规则，有利于补查质量的提高。

　　3.强化检察内部制约机制。一是正确把握退赔条件。在确定是否应当退还赔偿案件之前，侦查机关不能及时补充所需证据材料，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补充自身，应当考虑赔偿。从而避免重复诉讼程序，达到快审快结的目的。二是规范退补手续。返还补充侦查的决定应当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有利于防止返还侦查权被任意使用，减少不必要的返还侦查决定，提高诉讼效率。

　　4、完善公诉引导侦查机制。一是把握重大疑难案件的主动引导权，避免应邀引导的滞后性，以协助侦查机关制定侦查方案，提高办案的效率与质量。二是详细做好《退查提纲》，将补查的目的、方式、所需证据材料一一列明，这样侦查人员才能迅速领会意图，有的放矢地进行补充侦查，减少屡查不清的情况。三是加强检警之间的沟通和配合。通过开展联席会议等形式，使检警两家对公诉证据的标准达成共识，积极组织侦查人员观摩庭审活动，促使其了解庭审对公诉证据的要求。

　　关于农村土地改革中房屋所有权纠纷的调查报告

　　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特点

　　这房子很旧。大多数土改房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初建造的。大多数房屋的自然条件、管理、使用和所有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所房子的许多文件证据材料已经丢失并被销毁。大多数知道房屋所有权状况的证人已经去世或年老体弱，无法出庭作证。因此，土地改革房屋权属案件的调查取证相当困难。

　　2、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大部分案件均是房屋产权、继承、析产等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通常还涉及过去法律、法规不健全年代的一些不规范的审批行为，大大增加了审理工作的难度。

　　3.多方参与。土改房产权纠纷多发生在家庭成员或亲友之间。由于过去几年家庭人口众多，且涉及继承权，可能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很多，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血亲和姻亲的关系混杂。在起诉过程中，一些权利人没有参与诉讼，导致案件通常需要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增加多方当事人，且案件的审理周期较长。

　　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所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分析

　　（一）1951年土地和房地产权证存根的法律效力。

　　土改房屋确权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当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土改房屋权属争议的诉讼中，因颁证年代久远，当事人大都无法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原件，用以证明土地房产权属的都是在档案管理部门查档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复印件。由于1951年的房产档案管理中尚无注销的制度，争议房屋的权属如果发生合法的变更登记，在原存根证上是没有注销记录的。因此，我们认为，此类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当然作为房产权属的凭证，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其效力。

　　1.1951年土地改革登记后，争议房屋未更新产权证。房屋所有权以《土地和房地产权证》存根登记为准。土地改革权的确认一般需要进行登记，因此一般需要确认土地改革期间颁发的土地和房地产权属证书是否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在不超过原房屋建筑面积的情况下翻修或重建，但未经相关批准，则部分共有人对争议房屋的翻修或重建可视为对原房屋的修复。房屋所有权仍需办理土地改革登记。修缮费用可由所有权利人分担。有争议的房屋由部分共有人上缴、改建，并取得《私人房屋建造许可证》和《房屋产权证》、《土地证》的，视为原房屋已被摧毁，原房屋基地已被批准建造新房。其他权利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重整人代表全体权利人新建房屋的，原1951年《土地和房地产证》的存根不再有效，房屋所有权属于1951年以后颁发的《房地产证》记载的权利人。

　　2、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又换领与土改登记相冲突的产权证时，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效力问题。

　　1989年前后，无锡对全市农村宅基地房屋进行了新一轮普查登记，并更新了相应的房地产证和土地证。由于1989年登记的权利人往往与土改登记的权利人不一致，如何正确理解这两种权利证书是审判实践中最混乱的问题。

　　1951年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对农村房屋进行的首次分配登记，房屋权属一般应以土改登记为准。1989年进行的房屋产权登记，属于换证行为，其确认新的权利人应当经过合法程序。

　　（1）1989年证书续签时，如果该房屋的权利是根据原始土地和房地产证书中记录的所有共有人的分割协议登记的，则确认的权利持有人应为争议房屋的所有人。原土地产权证已依法变更登记。

　　(2)1989年换证时，仅以祖遗房屋为由部分共有权人或其它亲属领取房产证，应认为是部分共有权人代表全体权利人领取房产证或侵权行为，争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确权依据。

　　（3）有争议的房屋已被土地改革确认的共有人分割，但1989年证书被替换时，该证书并未根据财产分析协议获得，一些共有人仍然收到了产权证书。我们认为，如果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即合并付款已支付、房屋已分割、房屋已交付等，该协议仍应为有效协议。一些共有人领取产权证书，这并不是对分割协议的否定，而是应被视为代表其他权利人领取产权证书。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村地区的传统习俗和习惯，家庭财产分割协议往往缺乏家庭成员女儿的签名。应谨慎对待此类协议是否因缺乏共同所有人签名而无效。如果分割协议已实际履行，且双方可以提供证据证明未签字的共有人无异议地知道分割，则未签字的共有人应被视为默许分割，并保持协议的有效性。

　　（二）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共有权人的认定问题。

　　11月25日中央内政部发布的《关于填发土地、房地产权属证书的指示》第六条，1950年规定“土地证应当以家庭为单位填发，符合当前农村经济形势。但是，土地证上应当列明家庭所有成员的姓名，而不仅仅是户主的姓名，以表明土地和房地产归农民共同所有家庭成员（男性、女性、老人和儿童）。“因此，在土地改革期间，所有在土地和房地产所有权证书上有名字的家庭成员，包括那些只登记户主姓名但注明家庭人口数的家庭成员，都是该房屋的共同所有人。

　　土改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无法提供记载有家庭成员姓名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当事人提交的存根件上仅记载有户主姓名和家庭人口数。如何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也是此类诉讼中的难点。

　　1951年，中国没有实行户籍制度。户籍档案是1955年的户籍档案，至今仍保存完好。如果教条要求当事人提供1951年的户籍数据，那就是不尊重历史事实来解释户籍改革范围内的家庭成员人数。在司法实践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确认一定数量内家庭成员的身份和姓名。对对方无异议的家庭成员在1951年以前出生的，双方的户籍不能与1955年双方承认存在任何矛盾，双方承认的家庭成员为争议房屋的共有人。如果双方无法确认相同数量的家庭成员，他们可以要求双方进一步证明其索赔。法官可以根据其他旁证，以当事人所主张的家庭成员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风俗习惯为标准，在一定数量内判断当事人所主张的家庭成员的合理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数之外的家庭成员也存在可被酌情认定对土改房屋享有共有权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6）民他第6号《关于土改后不久被收养的子女能否参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遗房产的批复》精神，土改后不久出生的子女或养子女，长期管理、居住使用土改前祖遗房产，且无其他住处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认其享有产权并参加析产。最高院的批复对“土改后不久”时间段未有明确规定，依照省高院1994年《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土改后不久”时间段应掌握在五年之内。

　　（三）确认农村土地改革涉及拆迁的房屋所有权纠纷的标的物。

　　房屋权属纠纷的确权标的当然是争议房屋，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特殊之外在于有些争议房屋已经被有关部门拆除，有些房屋虽未拆除，但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发生房屋权属纠纷后，当事人往往以房屋尚未确权，阻挠拆迁，甚至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要求保全房屋、暂缓拆迁。为保障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避免对拆迁进展的负面影响，应正确认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标的物性质。

　　我们认为，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进行房屋拆迁安置是一种法律行为。拆迁争议房屋并不意味着房屋的毁损、灭失，争议房屋的权利仍然存在。由于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争议和争议房屋的拆迁安置争议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在诉讼中，争议的标的物应当根据不同情况确定：

　　1、争议房屋列入拆迁范围，但尚未拆除的，尚未签订安置协议的，确权标的当然是房屋。由于房屋是否拆除，并不影响此类房屋权利归属的确认，考虑到权属纠纷诉讼周期较长，而拆迁工作也有较强的紧迫性，对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有关拆迁部门暂缓拆除房屋的，一般不应予以准许。是否拆除房屋由拆迁部门按照相关拆迁政决定。对当事人申请暂缓安置房屋的分配、交付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要求相关部门协助执行，以避免错误安置带来新的纠纷。

　　2.争议房屋已被拆迁，拆迁人已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但未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由于没有明确具体的安置房，权利确认的标的物仍应为被拆迁房屋。该房屋的缺席不影响确认诉讼的进行。当事人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法定权利人，仍有权向有关部门申请安置。

　　3、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且也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这是在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种情形。有观点认为，争议房屋已被拆除，且亦交付了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原房屋的一切权利均不存在，应当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

　　首先，房屋所有权与拆迁补偿安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直接将安置房作为权利确认的对象必然涉及对安置协议合法性的审查。如果权利确认的结果是该房屋的所有人发生了变更，则该安置协议的效力存在疑问，直接失去了该安置房屋权利确认的法律依据。

　　其次，在拆迁补偿安置关系中，原房屋与安置房并不是简单的一等一的置换关系或赔偿关系。依照拆迁政策，当事人对安置方式有多种选择，当事人也可放弃部分安置权利。

　　同时，依照拆迁政策，在增加共有权人或权利人变更的情形下，拆迁人也可能存在应增加安置房屋的义务。由于原安置协议不是房屋真正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直接以安置房屋为确权标的，则可能会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第三，拆迁安置协议一经签订，被拆迁人取得协议约定的房屋所有权即为法律依据。在协议被宣布无效或未经正当程序撤销之前，法院是否可以直接变更安置房的权利人也存在争议。

　　我们认为，在安置房屋已经交付的情形下，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对安置协议无争议，同意接受安置方案的，法院可以依照被拆迁房屋的权利归属直接对安置房屋进行确权。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不接受安置协议，仅要求对原房屋确权的，法院仍应以原房屋为确权标的，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判决确认的房屋权利人向拆迁人主张权利的，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处理。当然，拆迁人如果是善意、有偿与原被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一般应当维持原安置协议的效力，以维护拆迁工作的严肃和有序。至于真正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害可以通过要求擅自处分他人或共有人财产的侵权人赔偿损失的方式获得救济。

　　（四）农村土改房屋所有权纠纷中事实收养关系的确立与解除

　　认定问题。

　　土地改革房屋所有权纠纷通常与继承纠纷并存。大多数涉及的收养关系都是在《收养法》实施前形成的事实收养关系。在此类纠纷中，如何确定事实收养关系的建立和解除也是一个难题。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作出的《关于关于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间是否已事实解除收养关系的复函》中指出“一九三七年王青芸两岁时被其伯父王在起、许秀英夫妇收养，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这一收养事实为亲戚、朋友，当地群众、基层组织所承认，应依法予以保护”，“双方未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公开解除收养关系……以认定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的收养关系未事实解除为妥”。根据批复的精神，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应具备下列条件：

　　1.双方必须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说，双方有着作为父母和子女抚养或抚养的长期生活关系。具体而言，双方公开承认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使用父母与子女的称谓，或子女跟随父母的姓氏，或持有收养文件，或申请户籍。一般来说，“长期同居”应作为确认事实收养的依据。

　　2、须有群众和亲友的公认。即群众和亲友公认当事人之间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最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的就是当事人的亲友和乡邻，他们的看法对确定当事人间的关系性质的重要证据之一。

　　3.必须得到基层组织的认可。基层组织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当地人民的日常事务管理，对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各方关系的性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基层组织的认可是确定当事人关系性质的主要证据。

　　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是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解除。在事实收养关系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又因各种原因，做出一些行为，如将双方户籍分开、养子女迁回亲生父母处居住、双方在各自档案中不再填写收养关系等。是否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已经以行为表明解除收养关系？收养关系是拟制血亲关系，可因当事人的协议而成立，也可因双方的协议而解除。1992年实施的收养法的规定也强调了收养关系的协议性质。收养法规定了解除收养关系的两种方式，一是依当事人协议而解除，二是依当事人一方的要求以诉讼方式解除。可见立法所强调的是收养关系因协议产生，也因协议解除，协议不成的，须以诉讼方式解除。不认可所谓的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某些行为而事实解除收养关系。所以，在认定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双方是否解除收养关系时，应当参照现行立法的精神及收养的实质，强调以当事人双方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形式公开解除为标准。

　　（五）农村土改房屋所有权纠纷中的诉讼时效。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有两种情况：

　　1.1989年换证时的公告时间是否应确认为“知道或应该知道权利受到侵犯”的时间？

　　1989年对土改房屋进行换证时，通常是经过了公告程序的，被告因此抗辩原告应当在公告之时知道权利被侵害，原告迟至现在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我们认为，颁发房屋产权证之前的公告，是颁证机关为保证颁证的正确性，对拟颁证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布，征求利害关系人或其他人的异议、意见的行为。这种公告不具有已将房屋产权情况告知全体利害关系人的法定效力。简单地将公告时间认定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应证明原告知晓公告且无异议。

　　2.继承诉讼时效及民法通则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

　　《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民法通则》第135条、137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二者规定的差异之处在于两种诉讼时效期限的起算日期是不同的，继承的20年时效是自继承之日起计算，《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是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继承法》于1985年生效，《民法通则》于1987年生效。《民法通则》颁布施行后，如何适用这两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七条中作出司法解释：继承诉讼时

　　效依照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不分割的，归共同所有上述司法解释有两层含义。首先，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包括明示继承和视为接受继承）但遗产不分割的，为共同所有权，不适用继承法关于继承权的诉讼时效，但应适用于民法通则中关于共同所有权保护的诉讼时效。第二，因继承权受到侵犯而提起继承诉讼时，应当适用《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的2年至20年的诉讼时效。

　　在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遇到的继承大都属于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之情形，有关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也遇到过特别的情形，即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分割遗产，但遗产已被非继承人占有取得（侵权未超过二十年）。继承人在继承开始（被继承人死亡之日）二十年之后，才提起确权诉讼。这种纠纷是属于继承权纠纷还是侵权纠纷，适用何种诉讼时效规定，在实践中做法不一。我们认为，继承权纠纷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纠纷的一种类型，《继承法》与《民法通则》对这种侵权纠纷规定了两种不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给审判实践带来了混乱。从法理角度来讲，《继承法》是民法中的单行法，不得违背基本法，同时，《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在《继承法》之后，其基本原则应视为对前法与之矛盾之处的修正。从实践角度来讲，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二十年才知道权利被他人侵犯，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不得再提起诉讼，实际上剥夺了房屋继承权人法定的、正当的、合理的权利。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xx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并于xx年6月1日正式施行。该法在**区的实施情况如何?从我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可见一斑，为此，笔者就该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在**区审理青少年案件

　　(一)刑事案件。我区未成年人案件主要为刑事案件。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保护为立足点，教育为着力点，切实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一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是对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未成年人，均适用缓刑;三是开庭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且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为其指定辩护人;四是通知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五是一律不公开开庭审理;六是对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被告人;七是坚持当庭法制教育，使未成年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八是认真总结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和相关部门、单位沟通，共同做好工作。

　　（二）民事案件。近年来，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主要有婚姻家庭案件、继承案件和侵权案件。在离婚、监护等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的案件中，以子女的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听取有能力表达意愿和表达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并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处理；在继

　　承案件中，要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遗赠权，保护未成年人的独立财产权；发生赡养费纠纷的，应当及时处理结案，保障未成年人的正常生活；在人身伤害赔偿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侵权案件中，在尽快查明事实、明确责任的情况下，及时主持调解，督促责任人尽快赔偿受害人，以便受害者能及时得到帮助。

　　(三)行政案件。主要是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案件。如某网吧因为容留未成年人上网而受到行政处罚，网吧不服向法院起诉的案件。

　　（四）执行这个案子。对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执法案件，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执法，及时落实。对于没有执行能力的案件，要依靠联动执行机制和执行协助机制，灵活解决当事人的困难，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五)法制宣传教育。要积极组织开展“送法六进”活动，深入学校举办法制宣传讲座，以案说法，教育、引导学生学法、懂法、守法。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促使新生少年健康回归社会。法院要积极开展巡回审理、判后回访、模拟法庭、电视宣传、结对帮扶等活动，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使未成年人处处感受到社会的阳光和温暖，促使他们健康成长。

　　二、青少年案件中反映的问题及原因

　　(一)社会联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机制未建立完善。工作中，未形成系统工程，仍然呈现“八仙过海”的局面，法院、公安、司法、群团组织、关工委大多时候仍是各自为战，协调配合不足，未形成合力。亟需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协调下的联动协作机制，将其纳入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统筹安排，分工协作，共同努力做好工作。

　　（二）法院的司法机构并不完善。就全国法院体系而言，除试点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法院外，绝大多数基层法院尚未建立独立的少年案件综合法院。一些法院将“少年法庭”附属于刑事法庭。机制、制度和保障不配套，不利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和综合治理。

　　(三)需强化家庭和社会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责任。一些负有社会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机构、部门认识有待提高，工作中未严格依法办事，致使不时出现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一些家庭和家长不负责任，把家庭的未成年人当成“私有财产”，甚至放任自流，导致个别子女走上歧途。

　　（四）法制宣传教育仍需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各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研究和宣传不够深入，实施力度不够，造成“误解”和“盲点”，不利于法律法规的实施。

　　三、继续做好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建议

　　（一）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法院工作的意见》，按照“坚持、改进、改革、发展”未成年人法院工作的八项原则，推进未成年人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改进。及时发布和完善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判的司法解释，统一建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从组织上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要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情况、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严格执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及《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明确量刑的方法和步骤，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

　　（三）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专项保护。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缓刑、救助”政策、办案人员职业化、强制辩护制度的实施、社会调查制度的实施、严格限制逮捕措施的适用和案件的划分，在讯问和审判期间建立适当的成年人在场制度，建立有条件不起诉制度，为刑事记录的封存制度提供了条件。这些诉讼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使法院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更有针对性，有助于通过诉讼活动为犯罪未成年人的康复和重返社会创造条件。因此，法院应深入解读相关立法精神，并结合实践密切关注其贯彻落实。

　　(四)建立回访制度。回访的对象不仅仅是未成年缓刑犯，还应包括其他判处监禁刑的罪犯，以及民事、行政、执行案件中的未成年当事人，了解法院的裁决对其生活的影响，鼓励失足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五）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要在党委、政府青年工作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协调法院、公安、司法、共青团、妇联、文化、海关工委等部门的联动配合，以法制讲座、文艺演出、讲案件、模拟法庭、自诉等多种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调动全社会力量，有效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大渡口区法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审判情况的调研报告

　　一、劳动争议案件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大渡口法院xx年劳动争议案件结案103件，其中调解结案25件，调解率24.27%;xx年结案110件，调解44件，调解率40%;xx年结案239件，调解64件，调解率26.78%;xx年结案456件，调解201件，调解率44.08%。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1.案件类型多样。从类型上看，劳动争议多为劳动报酬、经济补偿、社会保险待遇等传统类型，占劳动争议案件数的76.6%，尤其是社会保险待遇，占案件总数的61.7%。

　　2.诉讼主体群体化。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及涉案人数均显著增加，该类案件双方当事人矛盾尖锐，调解难度大，处理结果带有示范效应，稍有不慎，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3.利益诉求复杂。从过去的一次上诉到现在的多次上诉。上诉案件的复杂性导致案件审理难度加大，调解率低，审判周期延长。

　　4.诚信危机普遍化。由于对自身利益的片面追求，导致恶意诉讼频现，不讲信用。如用人单位利用自身掌握全部管理性因素的优势，在不与员工订立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且现金支付工资的情况下，否认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

　　5.利益平衡的困境。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雇主和工人是一对矛盾。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面临两难境地。既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要促进企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6.法律关系复杂化。劳动争议案件涉及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等一系列规定，适用起来难度相当大。

　　7.缺乏救济。法院支持劳动者向所在单位申请社会保障补缴的请求，但实际上，社会保障机构的内部规定不适用补缴，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导致劳动者缺乏救济权。

　　二、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不断上升的原因分析

　　1.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规范。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非常普遍。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资报酬的有关规定含糊其辞，故意逃避劳动义务的；未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签订“霸主合同”和“生死合同”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打包转让”劳动者。用人单位为规避两倍经济补偿金等条款规定，将劳动者“打包转让”，统一划给其他公司，不同意者作自动辞职处理。

　　3.通过劳务派遣转移就业。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后，两个单位相互推卸责任。

　　4.以虚设单位名义发生劳动关系。用人单位虚设一个单位，以该虚设单位的名义与劳动者发生劳动关系，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五）企事业单位改制产生的历史问题。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重组改制、事业单位的下岗、待岗等导致劳动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但劳动关系未按照有关规定发生变更。这些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很难通过现行法律有效解决。

　　6.事实劳动关系大量存在。部分用人单位与季节性、临时性的劳动者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工资报酬、劳动保障条件等都是口头承诺，为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埋下了隐患。

　　7.企业安全生产意识薄弱。具有施工资质的承包商将工程（或部分工程）分包给个人。由于分包商缺乏施工资质、安全生产管理不善等原因，容易发生工伤事故。作为一名雇员，分包商未能依法为工人支付保险，无法承担受害者的工伤待遇。业主、承包商和分包商相互推诿，受害者的相关赔偿无法解决。

　　8.通过恶意诉讼获取利益。一些劳动者有意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达到双倍经济补偿的目的。在工伤和职业病诉讼中，有的用人单位采取疲劳战术，穷尽所有司法程序拖延时间，恶意诉讼。

　　9.降低诉讼成本。XX年后，劳动争议案件诉讼费降至0-10元，劳动仲裁费也免收。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也不能支付法律服务费，这大大降低了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成本，这也是劳动争议案件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解决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建立司法机关、劳动行政部门和工业园区之间的交流机制，通过专题讲座、案例陈述等形式，增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就业、自我维权的意识，使双方能够合理保护自己的权利。

　　2.完善多元化劳动争议调处机制。充分发挥工会、劳动仲裁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引导双方采取协商办法解决纠纷，避免劳动争议大量进入诉讼程序。法院与劳动行政部门、用人单位共同成立劳动争议巡回法庭，及时快速化解矛盾纠纷，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3.法院依法认真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大、当事人多、矛盾尖锐，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选择业务能力强、审判经验丰富、善于调解的法官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努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劳动保障部门加强职能作用。劳动保障部门指导用工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落实各项劳动标准，督促企业做好劳动合同签订和履行工作，对用工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查处，使企业不敢触碰违法高压线。在补交社保问题上，建议劳动保障部门对相关规定进行修改，避免法院作出裁判后劳动者权利仍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篇十四：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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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

　　篇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赵文清农村土改房屋是指在1951年依照《中国土地改革法》

　　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房屋。此类房屋虽建成年代久远，房屋本身的价值有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房屋大都被列入了拆迁范围。拆迁政策的优惠条件使得房屋具有了大幅升值的空间，导致了此类房屋权属纠纷案件日益增加。由于农村土改房屋的权属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审理案件所必要的原始资料又因历史原因欠缺不齐，造成在认定农村土改房屋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和争议。为正确、及时审理房屋权属争议案件，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院对XX年一XX年10月以来审理的78件因拆迁引起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进行了专

　　题调研。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特点1、房屋年代久远。土改房屋大都建成于建国前、建国初期。多数房屋的自然状况及其管理、使用情况、权属更迭情况变迁很大。房屋的书证资料有不少已经遗失湮灭，了解房屋权属状况的证人大都已故或年高体弱无法出庭作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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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土改房屋权属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2、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大部分案件均是房屋产权、

　　继承、析产等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通常还涉及过去法律、法规不健全年代的一些不规范的审批行为，大大增加了审理工作的难度。

　　3、涉及当事人众多。土改房屋权属纠纷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或亲戚朋友之间。因过去年代的家庭人口一般较多，加之涉及继承，造成可能享有权利的当事人众多，且直系、旁系、血亲、姻亲等关系混杂在一起。在起诉时，部分权利人并未参加诉讼，造成案件通常需要追加多个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审理案件所需的周期较长。

　　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所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分析。

　　（一）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法律效力问题。土改房屋确权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当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土改房屋权属争议的诉讼中，因颁证年代久远，当事人大都无法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原件，用以证明土地房产权属的都是在档案管理部门查档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复印件。由于1951年的房产档案管理中尚无注销的制度，争议房屋的权属如果发生合法的变更登记，在原存根证上是没有注销记录的。因此，我们认为，此类土地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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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证存根不能当然作为房产权属的凭证，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其效力。

　　1、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未再换领产权证，房屋权属应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登记为准。土改确权一般以登记为准，因此一般应确认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了未超过原房屋建筑面积的翻、改建，但未经过相关批准，部分共有人对争议房屋的翻、改建可视为对原房屋的修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准。翻、改建的费用可由全体权利人分担。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翻、改建，并经过相关批准，领取了私房建筑执照并取得房屋的房产、土地证，则应当认为原房屋已经灭失，

　　原宅基地已经批准用于新建房屋。在其它权利人不能举证证明翻建人是代表全体权利人进行新建房屋的情形下，原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存根不再具有效力，房屋权属归在1951年之后颁发的房产证记载的权利人所有。

　　2、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又换领与土改登记相冲突的产权证时，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效力问题。

　　无锡市在1989年左右对全市的农村宅基地房屋重新进行了普查与登记，并换发了相应的房产、土地证。由于1989年登记的权利人与土改登记的权利人往往是不一致的，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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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认识两种权利凭证是审判实践中最感到困惑的问题。1951年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对农村房屋进行的首次分配

　　登记，房屋权属一般应以土改登记为准。1989年进行的房屋产权登记，属于换证行为，其确认新的权利人应当经过合法程序。

　　(1)1989年换证时，如果是以原土地房产证记载的所有共有人的分家析产协议为依据，对房屋进行权利登记，所确认的权利人应为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土地房产证已被合法变更登记。

　　(2)1989年换证时，仅以祖遗房屋为由部分共有权人或其它亲属领取房产证，应认为是部分共有权人代表全体权利人领取房产证或侵权行为，争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确权依据。

　　(3)争议房屋已经经过土改确认的共有权人的分家析产，但在1989年换证时未按析产协议领证，仍由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我们认为，如

　　果分家析产协议已实际履行，即支付了归并款、分割了房屋、交付了房屋等，分家析产协议仍应是有效协议。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不是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否认，而应视为代表其他权利人领取产权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传统风俗和习惯，分家析产协议往往欠缺家庭成员中女儿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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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协议是否因为欠缺共有人签名而导致无效，应慎重对待。在分家析产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当事人也能举证证明未签名的共有权人知晓分家一事而未表示异议的情形下，应认为未签名的共有权人对分家析产默示同意，维持协议的效力。

　　（二）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共有权人的认定问题。1950年11月25日中央内务部颁布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6条规定“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是合于现在农村经济情况的。但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开列在土地证上，不能只记户主一人姓名，以表明此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老幼）所共有。”因此，土改时，在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有姓名的全体家庭成员，包括只登记户主姓名但注明了家庭人口数，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都是房屋的共有人。土改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无法提供记载有家庭成员姓名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当事人提交的存根件上仅记载有户主姓名和家庭人口数。如何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也是此类诉讼中的难点。我国在1951年尚未实行户籍登记制度，现存有据可查的户籍资料是1955年登记档案。如果教条地要求当事人提供1951年的户籍资料来说明土改时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在审判实践中，

　　

篇十五：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有关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调查报告土地纠纷案件典型案例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就集体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土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而等自然资所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制度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家庭承包责任制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方式，成为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正确及时的审理各种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意义就非常重要。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无论在审理中还是执行中都感到比较棘手。原因在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够详尽，致使各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作法不一，执行中判决内容不易执行，即使采取强制措施也无法达到最终目的。土地承包案件的审理难、调解难、执行难己严重影响到了司法的统一和司法权威的树立。接上级法院通知后我院积极组织力量，对我院的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进行了摸底调查，初步掌握了纠纷的基本情况，分析^p了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类型1、发包方提前终止合同，承包方起诉要求继续履行此类纠纷在村委换届后表现更为突出。2、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物价上涨，土地使用价值提升等原因，致使原承包费过低，发包方要求提高承包费，双方发生纠纷。3、承包方因经营不善，没有取得预期利益，或取得利益过低，导致拖欠承包费。4、因妇女离婚、出嫁等原因未能取得承包地，从而引发纠纷。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1、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已颁布实施，但是由于实施时间较短，相关配套规定和司法解释较少，往往土

　　

　　地承包案件又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民间习惯、村规民约，审理中法官感到很吃力。

　　2、诉讼中农民的证据意识差，诉讼知识贫乏。农民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整体偏低，在发生纠纷时不太懂得怎样进行维权，在诉讼中经常走弯路，无谓的增加诉讼成本。

　　3、合同形式不规范，在对外承包土地时，基本上都能签订书面合同，而在具体经济组织内部都很少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几个人用尺子一量，就算定下了。另外，土地管理部门很少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生纠纷时，双方难以说清。

　　4、根据法律规定对外承包土地等重要事项需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即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公开决定，但实际上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很难召开，更不要说民主议定重要事项了。因此许多土地承包没有经过此程序，有的甚至只是几个主要的村干部决定后，就对外承包。

　　5、村委的换届选举引起承包合同纠纷普遍存在。现在农村选举制度在实行中不完善、不健全，竞争中混杂着家族势力等非正常因素。新一届村委上台后，或因承包方是竞选对手的人而进行打击报复，或对前任村委工作不满意，于是找种种理由，随意解除合同或干脆不经协商另行发包给他人，造成纠纷。

　　6、村组干部素质差，工作能力有限。在因人口变动需进行土地调调整时，不能正确理解政策规定，分地不均。并且，现行法律对村组干部制约过少。部分干部无所顾及，用手中的权力钳制农民，以此收受贿赂，索要钱财，或以权谋私搞暗箱操作，给自己的亲友多分地、分好地。

　　7、歧视妇女，损害妇女的承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1、建议司法机关和各级行政部门尽快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完善土地承包的具体实施意见、细则。以便为人民法院及时妥善解决土地承包纠纷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2、在立案中应注意把好立案关。我们认为，对于土地纠纷案件，法院只能受理侵权纠纷，对于要求村民待遇的诉讼和要求调整土地的诉讼应慎重对待，我们认为该类纠纷不属法院主管的事项。村委委员会和村委小组是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它代表村委管理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调整土地或要求分配土地属于村民自治的事项，法院不应当也没有权力去处理该类事项。目前，并不是所有矛盾纠纷法院均能行使审判权予以调整。

　　3、合理运用情事变更原则，由于土地承包合同成本回收期限较长，一般合同的期限都比较长，其间土地升值物价上涨等因素都可能出现，审理中应注意在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各种因素运用情事变更原则。

　　4、农村土地纠纷，仍应当发挥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乡、镇政府要加强对村基层干部行为的监督，对其不经民主议定程序的行为及时介入，给予纠正。

　　5、加大对村组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其理解和执行国家政策的能力，强化其法制意识，履约意识，减少纠纷的发生。各级政府要定期对村组干部进行培训，聘请有关专家、学者授课。同时加大监督力度对工作能力低下，群众意见大的干部要坚决撤换。

　　6、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妇女的保护，贯彻男女平等思想。彻底消除人们思想中，那种“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等陈旧思想。

　　7、充分发挥法官的“释明权”，在诉讼中由于农民法律、文化素质较低，理解能力有限，这就需要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就相关法律的理解、可能出现的诉讼后果等对当事人予以详细的说明。

　　

　　

　　

篇十六：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作出的关于关于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间是否已事实解除收养关系的复函中指出一九三七年王青芸两岁时被其伯父王在起许秀英夫妇收养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这一收养事实为亲戚朋友当地群众基层组织所承认应依法予以保护双方未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公开解除收养关系??以认定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的收养关系未事实解除为妥

　　2019年案件调研报告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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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院公诉过程中的补充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诉讼环节，它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惩罚犯罪、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的补充侦查要求，往往得不到侦查机关的良好回应，甚至退而不查、查而不细、悬案不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突出问题影响公诉案件质量，拖延诉讼时间，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笔者试以对**县人民检察院XX年来补充侦查案件的基本情况、导致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以求在司法实践中，更好的行使补查权，提高办案效率。

　　一、XX年来退补案件的基本情况1、从数量上看，退补案件数呈现上升态势。XX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96件，其中退补案件18件，占19%；XX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91件，其中退补案件21件，占23％；XX年1月至3月，共受理刑事案件26件，其中退补案件7件，占30％。2、从补充侦查案件性质来看，多为两抢一盗案件、故意伤害、xx等侵犯公民人身权案件。XX年退补的18件案件中有13件为该五类案件，而XX年退补的21件案件中有15件为该五类案件，XX年退补的7件案件有4件该五类案件。二、司法实践中退补案件的原因分析（一）立法方面的原因如法律赋予了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但对鉴定的时间只规定在审判阶段不算入审判期限，这就意味着在审查起诉阶段中，必须算入审查起诉期限中，因鉴定结论往往是案件的核心证据，重新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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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结论出来之前，公诉部门不能对案件审结，这就导致只要出现当事人要求重新鉴定，案件就必须退补，因为重新鉴定的时间一般占用了审查起诉期限的大部分时间。如胡某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一案，在审查起诉期限还有10天时间里被害人李某对伤情申请重新鉴定，到审查起诉期限届满，重新鉴定仍未得出结论，检察机关只能退回补充侦查。又如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自行侦查，但对自行侦查如何计算期限等问题未作规定，且基层检察人员的工作时间呈饱和状态，基本上难以腾出时间、精力去补充侦查，这样使得该规定成了一纸空文。

　　（二）侦查机关的原因1、言词证据缺乏系统性。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淡薄，讯问或询问的内容缺乏关联性、针对性、系统性，而该证据在移送案件之前又未有针对性地再进行复核，这便很容易使该类证据与其他证据产生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该类证据的证明力。如在部分案件中缺少对犯罪嫌疑人的系统的讯问笔录，往往需用几份口供才能反映整个案情，而当这几份口供之间在内容出现相互矛盾时，事实便难以认定。这类问题在多人多次的重大复杂案件中尤为突出。2、自首材料缺乏规范性。实践中，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自首情节的证据主要有两种，即《抓获说明》和《报案情况说明》，所谓抓获说明实质上就是公安民警的证言，本应按照制作证人证言笔录的程序进行制作，或写明身份亲笔书写证词。但实践中，往往由承办民警制作一份抓获经过说明来代替证言，有的写得简单潦草，有的不是抓获行动参与人所写，有的甚至连详细经过也没有记载，难以与其他证据互相佐证。3、现场勘查违反法定程序。部分案件中进行现场勘查的民警并非专门办理刑事案件的民警，他们的程序意识、保护现场的意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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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现场勘查笔录》制作粗糙，流于形式，甚至时有违法办案情形发生。如在几起现场勘查中，办案民警邀请的见证人均为本案中的被害人，该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关于“应当邀请一至二名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作见证人”的规定，使得见证行为因情感、利益等因素的影响而蒙上主观色彩，从而使见证人对诉讼行为真实性和合法性的证明失去说服力。

　　4、未成年人的年龄证明材料不充分。由于传统因素，我国大部分农村人口的户口登记为阴历，且因农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法律意识不强，经常有错登现象，而公安机关往往仅调取网上户籍材料，对是阴历还是阳历在所不问不查。如办理张某等人盗窃一案时，按照公安机关提供的户籍证明上的记载，张某在案发时已满16周岁，应当负刑事责任，后承办人经自行补充侦查，找到了张某的生父母、养父母，询问了村里干部，又走访了张某的同龄朋友，最终查证张某作案时才满15周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遂建议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处理。

　　5、对审查逮捕工作性质认识的偏差。将审查逮捕部门对犯罪嫌疑人的批准逮捕标准视为公诉标准，一旦批准逮捕后，不再注重案件证据的充实、核实和固定，对案件可能涉及其他罪名的证据也不再收集，便直接移送公诉部门。如在盗窃案中，犯罪嫌疑人往往会将盗窃的财物再进行销赃，而明知是赃物仍予以购买的人就构成了掩饰犯罪所得罪，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只对已批捕的盗窃罪名进行调查取证，对其他相关人员的犯罪事实就不重视了。

　　（三）检察机关的原因1、将退补作为缓解工作压力的手段。即以退补为由借用侦查机关的办案期限来缓解工作压力的现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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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公诉部门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在时间紧、要求高的情况下，致使一些没有必要补充侦查的案件无效退查。

　　2、退补缺乏证据指导，导致侦诉双方意见分歧。在一些案件中，侦诉人员对证据收集、应用、甄别的要求和标准不一致，又缺乏相互沟通，使得双方对补查事项发生分歧，且实践中公诉人对补充侦查提纲也不够细化，最终导致侦查人员不能领会或者不能完全领会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以致案件久查不清。

　　3、在现行的刑事法律规范中，对退回补充侦查程序的规定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公诉人在退查的内部审批上做法不一致，在公诉人行使退补权时缺乏审查和监督，容易造成退回补充侦查自由裁量权被任意使用。

　　（四）庭审制度的原因以“证据为中心”庭审模式，强化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公诉人需面临更大的诉讼风险和心理压力。因此，新的庭审方式对公诉活动提出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对侦查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公诉环节的证据源于侦查环节，一旦法庭认定证据不足而作出无罪判决，既否定了公诉部门的指控，也否定了侦查部门的工作。故而公诉人在审查起诉时要严格依照起诉条件，对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充分性以及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全面、认真地审查。三、完善补充侦查工作的对策及建议1、增强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侦查人员要把强调证据意识贯穿整个办案始终，特别是在立案之初尤为重要。在收集证据时，不可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又要收集排除其无罪、罪轻的证据，从而减少日后不必要的退查。实践证明，只有在侦查阶段对案件进行严格筛选、鉴别、论证和组合，才能为下一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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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移送审查起诉奠定良好的证据基础。同时，在收集证据过程中，侦查人员还要树立强化固定、保全证据意识，注重使用先进科技侦查手段，才可有效避免因证据发生变化造成屡查不清的情况。

　　2、树立公诉人科学的执法理念。一是公诉人的退补工作应当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目标进行，对案件是否退查，怎样查等问题，要严格把关，不可轻率行事。二是树立证据规则意识是退补工作取得有效成果的保证，对于证据的收集、评判、采信等问题，科学的运用证据规则，有利于补查质量的提高。

　　3、强化检察内部制约机制。一是正确把握退补条件。在确定一个案件是否退补之前，努力做到在侦查机关不能及时补充所需的证据材料，以及根据实际条件，自身也无法自行补充的情况下，再考虑退补，这样可以避免诉讼程序出现反复，达到快审快结的目的。二是规范退补程序。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应严格审批手续，有利于防止退查权被任意使用，减少不必要的退查决定，提高诉讼效率。

　　4、完善公诉引导侦查机制。一是把握重大疑难案件的主动引导权，避免应邀引导的滞后性，以协助侦查机关制定侦查方案，提高办案的效率与质量。二是详细做好《退查提纲》，将补查的目的、方式、所需证据材料一一列明，这样侦查人员才能迅速领会意图，有的放矢地进行补充侦查，减少屡查不清的情况。三是加强检警之间的沟通和配合。通过开展联席会议等形式，使检警两家对公诉证据的标准达成共识，积极组织侦查人员观摩庭审活动，促使其了解庭审对公诉证据的要求。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

　　农村土改房屋是指在1951年依照《中国土地改革法》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房屋。此类房屋虽建成年代久远，房屋本身的价值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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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房屋大都被列入了拆迁范围。拆迁政策的优惠条件使得房屋具有了大幅升值的空间，导致了此类房屋权属纠纷案件日益增加。由于农村土改房屋的权属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审理案件所必要的原始资料又因历史原因欠缺不齐，造成在认定农村土改房屋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和争议。为正确、及时审理房屋权属争议案件，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院对XX年一XX年10月以来审理的78件因拆迁引起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特点1、房屋年代久远。土改房屋大都建成于建国前、建国初期。多数房屋的自然状况及其管理、使用情况、权属更迭情况变迁很大。房屋的书证资料有不少已经遗失湮灭，了解房屋权属状况的证人大都已故或年高体弱无法出庭作证。因此土改房屋权属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2、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大部分案件均是房屋产权、继承、析产等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通常还涉及过去法律、法规不健全年代的一些不规范的审批行为，大大增加了审理工作的难度。3、涉及当事人众多。土改房屋权属纠纷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或亲戚朋友之间。因过去年代的家庭人口一般较多，加之涉及继承，造成可能享有权利的当事人众多，且直系、旁系、血亲、姻亲等关系混杂在一起。在起诉时，部分权利人并未参加诉讼，造成案件通常需要追加多个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审理案件所需的周期较长。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所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分析（一）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法律效力问题。土改房屋确权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当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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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改房屋权属争议的诉讼中，因颁证年代久远，当事人大都无法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原件，用以证明土地房产权属的都是在档案管理部门查档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复印件。由于1951年的房产档案管理中尚无注销的制度，争议房屋的权属如果发生合法的变更登记，在原存根证上是没有注销记录的。因此，我们认为，此类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当然作为房产权属的凭证，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其效力。

　　1、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未再换领产权证，房屋权属应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登记为准。土改确权一般以登记为准，因此一般应确认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了未超过原房屋建筑面积的翻、改建，但未经过相关批准，部分共有人对争议房屋的翻、改建可视为对原房屋的修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准。翻、改建的费用可由全体权利人分担。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翻、改建，并经过相关批准，领取了私房建筑执照并取得房屋的房产、土地证，则应当认为原房屋已经灭失，原宅基地已经批准用于新建房屋。在其它权利人不能举证证明翻建人是代表全体权利人进行新建房屋的情形下，原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存根不再具有效力，房屋权属归在1951年之后颁发的房产证记载的权利人所有。

　　2、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又换领与土改登记相冲突的产权证时，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效力问题。

　　无锡市在1989年左右对全市的农村宅基地房屋重新进行了普查与登记，并换发了相应的房产、土地证。由于1989年登记的权利人与土改登记的权利人往往是不一致的，如何正确认识两种权利凭证是审判实践中最感到困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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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对农村房屋进行的首次分配登记，房屋权属一般应以土改登记为准。1989年进行的房屋产权登记，属于换证行为，其确认新的权利人应当经过合法程序。

　　(1)1989年换证时，如果是以原土地房产证记载的所有共有人的分家析产协议为依据，对房屋进行权利登记，所确认的权利人应为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土地房产证已被合法变更登记。

　　(2)1989年换证时，仅以祖遗房屋为由部分共有权人或其它亲属领取房产证，应认为是部分共有权人代表全体权利人领取房产证或侵权行为，争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确权依据。

　　(3)争议房屋已经经过土改确认的共有权人的分家析产，但在1989年换证时未按析产协议领证，仍由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我们认为，如果分家析产协议已实际履行，即支付了归并款、分割了房屋、交付了房屋等，分家析产协议仍应是有效协议。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不是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否认，而应视为代表其他权利人领取产权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传统风俗和习惯，分家析产协议往往欠缺家庭成员中女儿的签名。这种协议是否因为欠缺共有人签名而导致无效，应慎重对待。在分家析产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当事人也能举证证明未签名的共有权人知晓分家一事而未表示异议的情形下，应认为未签名的共有权人对分家析产默示同意，维持协议的效力。

　　（二）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共有权人的认定问题。1950年11月25日中央内务部颁布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6条规定“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是合于现在农村经济情况的。但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开列在土地证上，不能只记户主一人姓名，以表明此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老幼）所共有。”因此，土改时，在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有姓名的全体家庭成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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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登记户主姓名但注明了家庭人口数，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都是房屋的共有人。

　　土改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无法提供记载有家庭成员姓名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当事人提交的存根件上仅记载有户主姓名和家庭人口数。如何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也是此类诉讼中的难点。

　　我国在1951年尚未实行户籍登记制度，现存有据可查的户籍资料是1955年登记档案。如果教条地要求当事人提供1951年的户籍资料来说明土改时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在审判实践中，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及姓名。如双方无异议的家庭成员出生年代均在1951年之前，当事人可以提供的1955年户籍登记情况又与双方当事人的自认无矛盾之处，则可以按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家庭成员作为争议房屋的共有权人。如双方当事人无法确认相一致的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则可要求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对各自的主张举证。法官可根据其它旁证材料，以当事人主张的家庭成员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合乎风俗习惯为标准，判断当事人主张在数之内家庭成员的合理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数之外的家庭成员也存在可被酌情认定对土改房屋享有共有权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6）民他第6号《关于土改后不久被收养的子女能否参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遗房产的批复》精神，土改后不久出生的子女或养子女，长期管理、居住使用土改前祖遗房产，且无其他住处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认其享有产权并参加析产。最高院的批复对“土改后不久”时间段未有明确规定，依照省高院1994年《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土改后不久”时间段应掌握在五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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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涉及拆迁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标的物的确认问题。房屋权属纠纷的确权标的当然是争议房屋，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特殊之外在于有些争议房屋已经被有关部门拆除，有些房屋虽未拆除，但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发生房屋权属纠纷后，当事人往往以房屋尚未确权，阻挠拆迁，甚至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要求保全房屋、暂缓拆迁。为保障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避免对拆迁进展的负面影响，应正确认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标的物性质。我们认为，依照国家相关政策进行的房屋拆迁安置，是合法行为，争议房屋被拆除并不代表房屋的毁损、灭失，争议房屋的权利依然存在。因争议房屋的权属纠纷与争议房屋的拆迁安置纠纷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诉讼中，确认争议标的，应区分不同情况：1、争议房屋列入拆迁范围，但尚未拆除的，尚未签订安置协议的，确权标的当然是房屋。由于房屋是否拆除，并不影响此类房屋权利归属的确认，考虑到权属纠纷诉讼周期较长，而拆迁工作也有较强的紧迫性，对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有关拆迁部门暂缓拆除房屋的，一般不应予以准许。是否拆除房屋由拆迁部门按照相关拆迁政决定。对当事人申请暂缓安置房屋的分配、交付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要求相关部门协助执行，以避免错误安置带来新的纠纷。2、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已经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但尚未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因无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确权的标的仍应是被拆除的房屋。房屋的不存在，不影响确认之诉的进行，当事人仍享有以被拆除房屋的合法权利人身份向有关部门主张安置的权利。3、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且也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这是在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种情形。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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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争议房屋已被拆除，且亦交付了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原房屋的一切权利均不存在，应当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

　　首先，房屋权属关系与拆迁补偿安置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必然涉及对安置协议合法性的审查。如果确权结果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发生了变化，则安置协议是否有效已经存有疑义，直接对安置房屋确权失去了法律基础。

　　其次，在拆迁补偿安置关系中，原房屋与安置房并不是简单的一等一的置换关系或赔偿关系。依照拆迁政策，当事人对安置方式有多种选择，当事人也可放弃部分安置权利。同时，依照拆迁政策，在增加共有权人或权利人变更的情形下，拆迁人也可能存在应增加安置房屋的义务。由于原安置协议不是房屋真正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直接以安置房屋为确权标的，则可能会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再次，拆迁安置协议一经签订，就是协议载明的被拆迁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合法依据，在该协议未经正当程序被宣告无效或撤销之前，法院可否直接变更安置房的权利人，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认为，在安置房屋已经交付的情形下，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对安置协议无争议，同意接受安置方案的，法院可以依照被拆迁房屋的权利归属直接对安置房屋进行确权。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不接受安置协议，仅要求对原房屋确权的，法院仍应以原房屋为确权标的，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判决确认的房屋权利人向拆迁人主张权利的，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处理。当然，拆迁人如果是善意、有偿与原被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一般应当维持原安置协议的效力，以维护拆迁工作的严肃和有序。至于真正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害可以通过要求擅自处分他人或共有人财产的侵权人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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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式获得救济。（四）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认定问题。土改房屋权属纠纷通常是与继承纠纷并存的，其中涉及的收养关

　　系多数是在收养法实施前形成的事实收养，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也是此类纠纷中的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作出的《关于关于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间是否已事实解除收养关系的复函》中指出“一九三七年王青芸两岁时被其伯父王在起、许秀英夫妇收养，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这一收养事实为亲戚、朋友，当地群众、基层组织所承认，应依法予以保护”，“双方未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公开解除收养关系……以认定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的收养关系未事实解除为妥”。根据批复的精神，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应具备下列条件：

　　1、当事人之间须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即当事人之间以父母子女的身份长期发生抚养或赡养的生活关系。具体可表现为当事人相互间都公开承认养父母子女关系，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的称谓，或子女随父母姓氏，或有收养文书、或申报户口登记等。一般应以“长期共同生活”为确认事实收养的依据。

　　2、须有群众和亲友的公认。即群众和亲友公认当事人之间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最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的就是当事人的亲友和乡邻，他们的看法对确定当事人间的关系性质的重要证据之一。

　　3、须有基层组织的承认。基层组织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负责当地群众的日常事务管理，对当事人间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性质有清楚的了解。基层组织的承认是确定当事人间关系性质的主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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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是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解除。在事实收养关系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又因各种原因，做出一些行为，如将双方户籍分开、养子女迁回亲生父母处居住、双方在各自档案中不再填写收养关系等。是否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已经以行为表明解除收养关系？收养关系是拟制血亲关系，可因当事人的协议而成立，也可因双方的协议而解除。1992年实施的收养法的规定也强调了收养关系的协议性质。收养法规定了解除收养关系的两种方式，一是依当事人协议而解除，二是依当事人一方的要求以诉讼方式解除。可见立法所强调的是收养关系因协议产生，也因协议解除，协议不成的，须以诉讼方式解除。不认可所谓的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某些行为而事实解除收养关系。所以，在认定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双方是否解除收养关系时，应当参照现行立法的精神及收养的实质，强调以当事人双方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形式公开解除为标准。

　　（五）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诉讼时效问题。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有两种情况：1、1989年换证时的公告时间是否应认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1989年对土改房屋进行换证时，通常是经过了公告程序的，被告因此抗辩原告应当在公告之时知道权利被侵害，原告迟至现在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我们认为，颁发房屋产权证之前的公告，是颁证机关为保证颁证的正确性，对拟颁证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布，征求利害关系人或其他人的异议、意见的行为。这种公告不具有已将房屋产权情况告知全体利害关系人的法定效力。简单地将公告时间认定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应证明原告知晓公告且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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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继承的诉讼时效规定与《民法通则》中诉讼时效规定的适用对象问题。

　　《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民法通则》第135条、137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二者规定的差异之处在于两种诉讼时效期限的起算日期是不同的，继承的20年时效是自继承之日起计算，《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是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继承法》是1985年颁布生效的，《民法通则》是1987年施行的。对《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后怎么适用这两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作出了司法解释：“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上述司法解释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包括明确表示继承和视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不适用继承法关于继承权的诉讼时效，而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共同共有所有权保护的诉讼时效。第二，在继承权被侵害时提起继承诉讼时，应适用《继承法》第8条关于2年或20年的诉讼时效规定。

　　在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遇到的继承大都属于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之情形，有关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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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也遇到过特别的情形，即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分割遗产，但遗产已被非继承人占有取得（侵权未超过二十年）。继承人在继承开始（被继承人死亡之日）二十年之后，才提起确权诉讼。这种纠纷是属于继承权纠纷还是侵权纠纷，适用何种诉讼时效规定，在实践中做法不一。我们认为，继承权纠纷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纠纷的一种类型，《继承法》与《民法通则》对这种侵权纠纷规定了两种不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给审判实践带来了混乱。从法理角度来讲，《继承法》是民法中的单行法，不得违背基本法，同时，《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在《继承法》之后，其基本原则应视为对前法与之矛盾之处的修正。从实践角度来讲，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二十年才知道权利被他人侵犯，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不得再提起诉讼，实际上剥夺了房屋继承权人法定的、正当的、合理的权利。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调研报告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调研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XX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并于XX年6月1日正式施行。该法在**区的实施情况如何?从我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可见一斑，为此，笔者就该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调研。一、**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一)刑事案件。我区未成年人案件主要为刑事案件。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保护为立足点，教育为着力点，切实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一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犯罪的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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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是对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未成年人，均适用缓刑;三是开庭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且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为其指定辩护人;四是通知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五是一律不公开开庭审理;六是对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被告人;七是坚持当庭法制教育，使未成年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八是认真总结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和相关部门、单位沟通，共同做好工作。

　　(二)民事案件。近年的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的主要为婚姻家庭类案件、继承案件及侵权案件。离婚、监护等案件中，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以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听取有表达意愿、表达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双方具体情况来处理;继承案件中，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保障独立的财产权;抚养费纠纷案件中，及时处理、及时结案，保障未成年人的正常生活;侵权案件中，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案件，在尽快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及时主持调解，督促责任人尽快赔偿被害人，让受害人能及时得到救助。

　　(三)行政案件。主要是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案件。如某网吧因为容留未成年人上网而受到行政处罚，网吧不服向法院起诉的案件。

　　(四)执行案件。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执行案件，主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执行力度，及时执行兑现。对于无执行能力的案件，则依靠联动执行机制和执行救助机制，灵活解决当事人的困难，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五)法制宣传教育。要积极组织开展“送法六进”活动，深入学校举办法制宣传讲座，以案说法，教育、引导学生学法、懂法、守法。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促使新生少年健康回归社会。法院要积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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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巡回审理、判后回访、模拟法庭、电视宣传、结对帮扶等活动，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使未成年人处处感受到社会的阳光和温暖，促使他们健康成长。

　　二、未成年人案件中反映出的问题和成因(一)社会联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机制未建立完善。工作中，未形成系统工程，仍然呈现“八仙过海”的局面，法院、公安、司法、群团组织、关工委大多时候仍是各自为战，协调配合不足，未形成合力。亟需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协调下的联动协作机制，将其纳入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统筹安排，分工协作，共同努力做好工作。(二)法院少审机构不健全。就全国法院系统情况看，除试点中院、基层法院外，绝大部分基层法院还未成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有的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内部附设了“少年审判庭”，机制、制度、保障不配套，不利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和综合管理。(三)需强化家庭和社会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责任。一些负有社会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机构、部门认识有待提高，工作中未严格依法办事，致使不时出现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一些家庭和家长不负责任，把家庭的未成年人当成“私有财产”，甚至放任自流，导致个别子女走上歧途。(四)法制宣传教育仍需加强。社会各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学习、宣传不够深入，贯彻落实不够有力，致使存在“误区”、“盲区”，不利于法律法规的执行。三、继续做好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建议(一)法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最高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按照“坚持、完善、改革、发展”少年法庭工作八方针，推动完善少年法庭审判管理工作。及时出台完善审理未成年人民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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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司法解释，统一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从组织机构上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要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情况、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严格执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及《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明确量刑的方法和步骤，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

　　(三)加强对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别保护力度。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办案人员要专业化、实行强制辩护制度、实行社会调查制度、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和分案处理，确立了讯问和审判时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些诉讼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使法院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更有针对性，有利于通过诉讼活动为犯罪的未成年人创造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的条件。因此，法院对相关立法精神要深入进行解读，联系实际狠抓落实。

　　(四)建立回访制度。回访的对象不仅仅是未成年缓刑犯，还应包括其他判处监禁刑的罪犯，以及民事、行政、执行案件中的未成年当事人，了解法院的裁决对其生活的影响，鼓励失足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五)强化法制宣传教育。要在党委、政府青少年工作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协调法院、公安、司法、共青团、妇联、文化、关工委等部门联动协作，采取举办法制讲座、文艺演出、以案说法、模拟法庭、现身说法等多种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有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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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渡口区法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审判情况的调研报告近年来，辖区内重钢搬迁，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城市建设日益加

　　快，各类劳动争议纠纷逐年上升，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对辖区内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进行深入调研，并就化解这一社会矛盾提出对策建议。

　　一、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大渡口法院XX年劳动争议案件结案103件，其中调解结案25件，调解率24.27%;XX年结案110件，调解44件，调解率40%;XX年结案239件，调解64件，调解率26.78%;XX年结案456件，调解201件，调解率44.08%。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1.案件类型多样化。从类型上看，劳动争议以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待遇等传统类型居多，约占劳动争议案件数的76.6%，其中尤以社会保险待遇最多，占到了案件总数的61.7%。2.诉讼主体群体化。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及涉案人数均显著增加，该类案件双方当事人矛盾尖锐，调解难度大，处理结果带有示范效应，稍有不慎，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3.利益诉求复杂化。由以往的单一诉求转变为现在的多个诉求。诉求的复杂化导致案件审理难度加大，调解率低，审判周期延长。4.诚信危机普遍化。由于对自身利益的片面追求，导致恶意诉讼频现，不讲信用。如用人单位利用自身掌握全部管理性因素的优势，在不与员工订立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且现金支付工资的情况下，否认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5.利益平衡两难化。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一对矛盾体。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面临两难境地，既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要促进企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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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法律关系复杂化。劳动争议案件涉及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等一系列规定，适用起来难度相当大。

　　7.救济缺失化。劳动者诉请单位补交社保，法院予以支持，但现实中社保机构内部规定不予补办，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导致劳动者救济权缺失。

　　二、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不断上升的原因分析1.劳动合同签订履行不规范。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的现象十分普遍。而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资报酬等相关规定含糊其辞，故意回避应承担的义务;不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签订“霸王合同”、“生死合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2.“打包转让”劳动者。用人单位为规避两倍经济补偿金等条款规定，将劳动者“打包转让”，统一划给其他公司，不同意者作自动辞职处理。3.通过劳务派遣方式转移用工。用人单位要求职工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权益被侵犯后，两单位互相推诿责任。4.以虚设单位名义发生劳动关系。用人单位虚设一个单位，以该虚设单位的名义与劳动者发生劳动关系，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5.企事业单位改制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国有、集体企业改组、改制，事业单位裁员、待岗等，引起劳动合同变更、解除，但未按相关规定变更劳动关系。这些问题带有较强的政策性，很难通过现有法律来有效化解。6.事实劳动关系大量存在。部分用人单位与季节性、临时性的劳动者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工资报酬、劳动保障条件等都是口头承诺，为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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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具有建设施工资质的承包人将工程(或部分工程)转包(或分包)给个人承建，由于分包人没有建设资质、安全生产管理不善等原因，容易发生工伤事故。分包人作为用工者未依法给工人缴纳保险，无力承担受害者的工伤待遇，发包人和承包人、分包人互相推诿，受害者的相关赔偿得不到解决。

　　8.通过恶意诉讼获取利益。一些劳动者有意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达到双倍经济补偿的目的。在工伤和职业病诉讼中，有的用人单位采取疲劳战术，穷尽所有司法程序拖延时间，恶意诉讼。

　　9.诉讼成本降低。XX年之后，劳动争议案件诉讼费降至0至10元，劳动仲裁也免收费用，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还可以不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从而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这也是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的一大原因。

　　三、解决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对策和建议1.加大对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建立司法机关、劳动行政部门与工业园区的交流机制，通过专题讲座、以案说法等形式，增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依法用工意识和自我维权意识，使双方都做到理性维权。2.完善多元化劳动争议调处机制。充分发挥工会、劳动仲裁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引导双方采取协商办法解决纠纷，避免劳动争议大量进入诉讼程序。法院与劳动行政部门、用人单位共同成立劳动争议巡回法庭，及时快速化解矛盾纠纷，减少当事人的诉累。3.法院应依法慎重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大、涉及当事人多、矛盾尖锐，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人民法院要选派业务能力强、审判经验丰富、善于做调解工作的法官，专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力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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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劳动保障部门加强职能作用。劳动保障部门指导用工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落实各项劳动标准，督促企业做好劳动合同签订和履行工作，对用工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查处，使企业不敢触碰违法高压线。在补交社保问题上，建议劳动保障部门对相关规定进行修改，避免法院作出裁判后劳动者权利仍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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